《时间的仆人》新书首发沙龙是 2020 年疫情以来单向空间·大悦城店的第一场线下活动。文化生活正在回到我们的身边,这是一年里难得的好消息。
小说家应该抱着怎样的态度去写作?在男性和女性之间,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如何书写疲惫又破碎的普通婚姻?年纪太大了,还能写小说吗?作家蒋方舟、杨葵、蒯乐昊,一同回答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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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仆人》
蒯乐昊 著
铸刻文化丨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20-9
(点击封面购买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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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人逼着我们写字
对谈嘉宾:杨葵、蒋方舟、蒯乐昊
主持人:罗丹妮
蒯乐昊:单读“发明”的作者
罗丹妮:今天特别开心,这是 2020 年疫情以来单向的第一场线下活动,可以跟读者这样面对面,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接下来要先请《时间的仆人》这本书的作者蒯乐昊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蒯乐昊:大家好,我是蒯乐昊,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工作。也许大家看过我在杂志上写的稿子,但我还是要讲一下为什么要去写这本小说。因为我不光是单读发现的作者,还是单读“发明”的作者。在单读主编吴琦约我写小说之前,我一个字的小说都没有写过,他就说,“你写小说吧,我们开小说专栏。”
这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方式,因为我虽然是一个非常懒的人,但我特别尊重 deadline,就是不管能不能写,只要有 deadline 在那儿,那就是死也要写出来。当有一个人跟我约稿的时候,那就写吧。而且他都是非常规律的约稿,《单读》几个月出一期,我就几个月写一篇,一开始就这样写起来了。写着写着,感觉好像我确实可以写小说,而且也得到很多乐趣,就一个接一个的写下去,就有了今天你们看到的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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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仆人》新书首发活动现场,左起:罗丹妮、蒯乐昊、蒋方舟、杨葵。
在小说面前 要有无限的耐心
罗丹妮:接下来请蒋方舟和杨葵两位老师聊聊,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蒯乐昊写小说的?看到这本书的感觉是什么?
蒋方舟:我是挺晚才知道蒯乐昊写小说。我们认识了挺长时间,有三四年。最初对蒯乐昊的印象,就觉得她是一个神婆,听说了很多她具有的神秘能力,比如说经常能梦到即将发生的事情,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情,还包括对于神秘符号的解读能力。对我来说,她一直都是挺神奇的一个人。
我看这个小说有两种感受,一个是陌生感,另外就是熟悉感。熟悉感是确实能在小说当中看到很多生活的内容,从生活当中能找到在小说里面的对照。
陌生的部分,就是我之前没想过蒯乐昊会写小说。我看她过写的很多采访、非虚构,但是我不知道她写小说。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还挺惊讶和惊艳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对一个非虚构作者来说,要转而写虚构其实挺难的,难点就是要克制自己的聪明。做非虚构或者做记者的人,对万事万物会有非常专业的看法——一个人好不好,他的底色是什么,他怎么被这个社会改变,他面对着什么样的压力。你会对人世间的很多事情看得聪明,在这之后,你有时候往往会丧失用小说把它写出来的热情,因为当你写小说的时候,你要开始从零建构这个人,要钻到他的身体里面,为他构建合理性。
在小说里面,能看到她在克制自己的聪明和知识。有很多关于艺术方面的东西,她刻意去克制,不在这个小说里面呈现。一个聪明的作者是如何去克制自己的聪明,这是我在看这本书整体印象当中最感动的部分。
杨葵:蒯乐昊是超级聪明的人,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发现她把自己的聪明放下来。她遇到困难,能明显地看到她在使劲往里钻。她有很多办法可以绕过去,可是我看到她的小说在原地转两圈,然后就突破出去。这些在我看来恰恰是小说写作的态度。本质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有她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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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葵,编辑、作家,作品有《过得去》《坐久落花多》等。雅达书院联合创始人。
蒯乐昊:我其实想说的是,我的小说写作还是得益于我的工作生涯。当了很多年的记者之后,我听了大量的故事,我在这本书里面写的第一个故事《玛丽玛丽》,其实就是我在采访中听来的故事,是我的采访对象跟我讲他爸爸妈妈的故事。但是他爸爸妈妈的故事我在报道里完全没法写,因为它跟我报道的问题毫无关系,成了一个多余的素材。这么多年来,我积攒了很多多余的素材。我的小说集里面很多是听来的故事,是只言片语。当我处理这些只言片语的时候,我发现很大的困难,有很多东西我绕不过去,就算可以强到绕过去,但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就像我写《玛丽玛丽》,其实那篇我是不满意的,因为听来的故事是没有细节的,那个故事本身打动你,但是你没有办法让它长成有血有肉的,尤其故事是文革年代的,我并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我对那个年代所有的经验都是二手的。当我想要去写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故事只有一个骨架,我填不进肉,又放不下这个骨架,那我怎么来处理这个骨架?后来只好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它处理到背景里去,写成一个回忆,我在前面写其他的事,它变成了一个近景,全都是编的。但那个远景,其实全部是真实的,全部是我在采访里面听来的。
这本书非常奇怪,首先书名就很奇怪,叫《时间的仆人》。什么叫“时间的仆人”,就连非常高明的互联网算法都不知道该怎么理解,以至于你搜出来的都是一些店小二、厨师或者家丁的服装,感觉就是一说时间的仆人就是一场劳动人民的 cosplay。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在生活面前,在时间面前,要有无限的耐心。我们拥有的就是这么一点时间,但是你不要嫌弃,这就是你能拥有的全部,你就耐心一点接受它。
蒋方舟:我特别能够理解把只言片语变成小说的困难。我们经常在听到一个故事,或者看到一个社会新闻的时候,很多人就说这个故事应该被改编成电影,改编成小说。但是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如果你听到他们的故事,其实你第一步不应该去想里面的这个人怎么样,而是先找到他们生活的连接点,这个连接点哪怕特别小,就可以连接。如果没有一个连接点的话,其实写的时候心里会特别没底。因为创作的时候,人物的发展其实会有点像做数学题,到最后如果要导出他的命运的结局,必须对他情绪变化的每一步都非常非常缜密,不能一瞬间忽然变了。
还有一点感触,就是能感觉到作者急切地想隐身的欲望。这其实挺难的,因为对于作者来说,很多时候创作热情其实是表达热情。很多人开始创作的时候,最早不是因为对一个故事有热情,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有热情想要表达。他觉得他是多么与众不同的一个人,其他人都不能理解他。很多作者没把自我剖析的热情和创作的热情分开,为什么很多创作者到了 30 多岁就不再创作,因为发现他就是个普通人,并没有那么特别,没有那么值得剖析,或者该剖析的那一点点原生家庭也剖析完了。蒯乐昊就没有自我表达的热情,不仅没有,还拼命躲避表达自我、剖析自我。所以对于创作初期的人来说,她已经越过了最大的诱惑和障碍,她提前超越和结束了这个自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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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作家。7 岁开始写作,9 岁出版散文集《打开天窗》,18 岁被清华大学录取,毕业后出任《新周刊》副主编,曾获 2009 年获得第七届人民文学奖评奖散文奖。代表作有《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东京一年》等。
杨葵:顺着方舟刚才说的,我们之前老说,她写小说特别稳。方舟刚刚说中了要害,她没有自我表达,把自我隐藏起来。
另外一个感受,这本小说从修辞的角度来说,我所看到的大部分用的是上帝视角,或者第三人称,很少用第一人称来开始。从小说修辞角度来说,这其实非常有意思。
同时我还注意到,这部小说是泛主角化,没有男一号、女一号,都是齐头并进的,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
蒯乐昊: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我好像确实有一点避免带入太多,导致我分散掉了。我怕在一个角色身上投出于过多热情,就 hold 不住这件事情,所以我会有意识不让注意力分散。还有一个原因,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特别痴迷红楼梦,红楼梦就像散点透视,除了写宝黛情,还大量写身边不相干的人。在生活的洪流,其实是每天都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但一天一天下来,重要的事情全都发生了,我有点想拟态这个东西。
我现在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写完一半就给人看,然后再不断吸收意见。当时有一个朋友提出意见,说我的小说人物都没有死掉的。我确实是一个回避痛苦的人,甚至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回避冲突的人。原来有的时候,虽然你在小说里创造的是虚构人物,但是他对内心会揭露得更全。所以我就强迫自己面对痛苦,活生生地描写死。写得好不好我不管,但是我后来会觉得这是种改变。因为我发现读者在读的时候,好评不一定真诚,但差评基本上是很准确的。
蒋方舟:读者的好评可能是谬赞,但是恶评一定非常精准,作为一个写作者永远要去注意那些恶评。
蒯乐昊:在小说里面,我以为是刻意为之,但其实并不是,就是没有一个正常的情感关系。
蒋方舟:对,只有一个是正常婚姻,但是婚姻里那个男的也像是工具人,女的也是一个生育的工具,好像没有什么正常的情感,就会猜测作者本人是什么样。
蒯乐昊:我没有意识到,起码今天之前我没有意识到。但是我想,我们身边充满了不稳定的婚姻,这几乎是现代人的共识。我现在这个年龄,作为杨老师口中说的年龄比较大的作者,身边同龄的朋友,有的二婚已经离完了,三婚都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所以现代人默认婚姻不稳定,我们会认为婚姻稳定很奇怪,反倒婚姻不稳定是现代人的常态。但是读者总能看到一些你没看到的东西,我今天就看到有一个人在豆瓣上给我写留言,他感觉《时间泡泡》里面的朱莉和朱诺就是本我和超我,然后我就惊了,原来还有这层因素,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不禁觉得有道理。
正常的婚姻就是千疮百孔的
罗丹妮:作为一个编辑者,这个小说打动我的,恰恰是你刚才说的对正常的理解。我觉得这里面所有人都是特别正常的,是我真正的生活状态和我理解的人。
我认为这本书真正意义上把女性的状态和实际的痛苦写得很清晰,但是又没有那种特别煽情的、批判的或者特别自觉意识的呈现。比如《鲜花开满的果园》这篇,生育其实是很难写好的,其中的细节说出来会让大家不太敢看。虽然是写女性,写生育,但我不认为这会排斥男性读者,特别鼓励大家多看,去真正理解到底生育是怎么回事。
《平安夜 夜安平》也是,它实际上就是讲一个普通人的崩溃。崩溃很多时候可能不是一件重大的变故,不是背叛家庭,生病或死亡。它讲的生活中的那种崩溃都是在一些特别鸡毛蒜皮的事情上。其实我挺好奇的,也很想请你们聊聊,这种感受是不是也跟年龄有关系?
蒯乐昊:方舟说我的书里没有正常婚姻,恰恰暴露了我们之间的年龄差和不同的状态。方舟想象的正常婚姻是完美婚姻,美好婚姻,少女心的婚姻,里面的爱情过于甜美了,这个甜美的爱情让我们“老年人”觉得有点塑料感。但是后来我很快做检讨,我说方舟你现在这么少女,应该相信爱情,我不应该让你降频度,不应该以老年人的身份说爱情是苦涩的,不应该打破你的爱情观念。所以我没觉得我写的是不正常的,我觉得我写的是正常的,正常的婚姻是千疮百孔的,但是婚姻还在存续。
蒋方舟:真的跟年龄有关。
蒯乐昊:还跟认知状态有关。
蒋方舟:没有受到太多伤害,或者复原能力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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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乐昊,资深媒体人,《南方人物周刊》总主笔,先后从事过经济、时政、社会等领域的报道,近年来深耕文化艺术领域的报道,写出大量深入人心广为流传的作品。写作外,她兴趣广泛,业余写小说,画画,热爱古器物,迷恋科学和神秘主义,亦从事文学翻译,编有游记集《神的孩子都旅行》,译作有朱利安·巴恩斯《亚瑟与乔治》、约瑟芬·铁伊的《时间的女儿》《歌唱的沙》、杰奎琳·苏珊《迷魂谷》等多部作品。
蒯乐昊:我们当时排这个书的顺序时非常紧张,一开始是丹妮喜欢的、觉得写的好的往前排,《开满鲜花的果园》排在了第二篇。后来我们给出去试读本,就发现男性迟迟不给回馈,然后我觉得肯定是《开满鲜花的果园》早了,这些男的都没有办法忍受,根本看不完。你们现在看到的成书,《开满鲜花的果园》还是往后调,给直男一点机会,让他再看一篇短的,然后再进入。杨葵,你看这本书有生理不适吗?
杨葵:我没有。我看过很多写这样类似的内容,但是小蒯写的跟他们写的都不太一样。她有一种整体的刺痛感,并不是具体的描绘、描述、描写,而是整体的力量。比如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女主角被打了麻醉针之后,她一直在问自己在哪,这是人最根本的焦虑。不断问我在哪儿,实际上就是这个人被彻底摧毁的预示感。所以,蒯乐昊这篇小说是挺有力量的,这个力量是来自于整体形象,而不是具体的哪些描绘。
蒯乐昊:我有一个女朋友说,女人凭一己之力搞定生育,男人在过程中全都缺席了。他们在中间能够参与和起到的作用非常小,最后所有的男人都是缺席的状态。
蒋方舟:我刚刚想问的也是这个问题。可怕的不是生孩子,撕裂、侧切,这些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她有了要孩子这个念头的一瞬间,男的其实就不存在了。在生活当中,大部分老年女性都跟我说,男的无所谓,孩子一定要有。真的可怕的是,男的是可以没用的,而且在这个小说当中就已经没有了。村上春树写过一个小说集叫做《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我觉得这个小说也有另外一个题目,叫《没有男人的女人们》。
蒯乐昊:其实我听到过两种来自不同角度,截然相反的抱怨。一种来自妈妈们,她们抱怨她们的男人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缺席,就是现在说的丧偶式育儿。但是我同时也听一些已婚的丈夫在抱怨,说自从他有了孩子,他觉得老婆和孩子不再要他、重视他了,好像女性跟孩子以及女性之间变成一个共同体,男人就是一个排在外面的过客。
杨葵:就像刚才蒯乐昊说的,是有这个问题的。我没有小孩,所以我没有这个体会。但是我听到很多人都有这种抱怨,就是说当有了小孩以后,自己就完全变成一个局外人。但是我觉得这也很正常,你跟丈夫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你跟孩子是基因遗传的关系,所以这也很正常。
蒯乐昊:我觉得你们那代人中间有一个共同养育的风气,就是社会保育的风气。
杨葵:但我还是强调,这本书是有一种整体刺痛人的感觉,她写到了一个高度,之前这么写的人基本上没有。
罗丹妮:其实男性自己是非常痛苦的。在那种场景下,女性撕下一块肉,经历这一切,她们没有觉得自己是受了特大的罪,特别委屈,而这种坚强和平静,让我觉得女性特别有魅力。
杨葵:女性天生就比男性伟大。
罗丹妮:但是我觉得所有的女性都很可爱,她们自己没觉得这事好伟大,做了这么大的牺牲。
蒯乐昊:也不至于,也不用赋予女性这么崇高的意义。
罗丹妮:我不是说意义,而是说从读者的角度,即使看到那些很残酷的细节,我仍不会觉得这特别难受。
蒯乐昊:我跟丹妮交流过,她以前也看过一些类似写这种婚姻、结婚、生育题材的,她说其实很容易把这件事写得很尴尬。因为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其实是要有站位的,过于煽情和过于抽离其实都会比较怪,所以其实重要的是站位。但是我也没太想说女性坚强,一代代女性也都这样做,不管害不害怕,不管生不生孩子,作为女性,并不因为残酷它就不再发生了,它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对于女性来说,并不因为做了这个事儿我就多坚强,我只是跟很多女人一样加入了这个队伍,这个队伍几千年来前赴后继,一直在这么做,只要这么做,就成为这个群体中间的一部分。我既不想去赞美,也不想说这很可怕,不想站在任何一边。
年龄不是问题,文艺创作不是相亲
罗丹妮:其实我们没有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题目,“也没有人逼着我写字”。因为蒯乐昊有自己的工作,工作本身就是处理大量的文字,还要写小说。然后方舟是从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她也做过很多其他的事儿,但是还一直在写书,你们为什么要选择写东西?
蒋方舟:为什么要写作,我有两点想表达。一个是我今年写了一本新书,然后前段时间写后记,最后写成一番自我剖析,朋友觉得何必呢,把自己放在手术台上,让大家看自我解剖的过程。但是这也成了一种路径依赖。那段话其实写的是自己写作的目的,是天赋这件事情。
我前两天在苏州做活动,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对于少年成名的人,大家内心深处已经编好了一个剧本,就是她年轻的时候很有才华,然后泯然众人。当你相信了外界编的这个伤仲永的故事,伤仲永的故事就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我早年的时候一直觉得自己写作是因为天赋,但我后来觉得天赋是礼物,也是负担,它永远会让你觉得我要用掉我的天赋,不能做一些蝇营狗苟的事情。我就发现自己前 20 年的写作,脑海当中一直有一个面部不断变化的小人。这个小人有的时候不断地哭嚎,希望来获得注意力,让你放下一切事情来照顾他。有的时候他又是一个独裁者,命令你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有的时候这个小人又变成了一个很愤怒的人,他通过你去宣泄他的愤怒。当我在后记里面写到我杀死了这个小人,从此以后我脑海当中没有天赋的声音,这对于我来说是如释重负的过程。而且我觉得人到 30 岁之后,还能逼出天赋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因为天赋早在 20 多岁的时候就已经用完了。
我们另外一个朋友跟蒯老师有一点类似之处,她有一个本职工作,业余写小说,但有点可惜,她后来没怎么再写了,她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也都停止了,就专心做一个上班族。我们就聊到为什么会这样,后来发现她是一个特别害怕显得认真的人。因为你认真做这个,就意味着你要认真地去接受别人对你认真做的事情的评判,你花 100 分的力气,别人就对你这 100 分力气打分,但是很多人会很脆弱,承担不了这个评估体系。如果你花 60 分、30 分力气做,别人什么样的评价,你都觉得是种鼓励。其实中国传统一直有这样的习惯,专业的画家画,大家都觉得不好,但是文人或素人画,大家会觉得好,好在不认真,好在不专业。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文化,因为当你足够认真的时候,别人才会认真去对待你,你也会更认真地去对待自己的作品。所以这是我到今天为止,对于专业写作这件事情一点小小的理解和变化。现在我也没有在办公室工作,很认真地把这个退路给去掉,才能逼着自己很认真地去对待创作这件事情。
蒯乐昊:方舟的话也给我很大启发,我应该属于她讲的这种人。其实我没有很认真,我就是一个画素人画的,业余写点小说,也没使出全力,所以好像可以躲起来,如果写的不好,那就是写着玩玩票。我确实会有这样一种心态,由于害怕输,所以还没有出手就输了。但是方舟其实给我很大的勇气,就是我们看过她小时候的一张照片,应该是她 13 岁,写的专栏突然就被编辑停了,那个照片上的方舟哭得梨花带雨。方舟小时候,她的稿费一度是她们家最大的收入来源。她 13 岁的时候就感受到了下岗,就好像 13 岁已经被别人判刑说江郎才尽了。她特别不能接受这个,其实她后来所有的努力都是一个天才少女的倔强。大家都想看江郎才尽,她就偏不能让人看到江郎才尽。这种不服输的狠劲可能也是我缺少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淡泊的人,我可以随时就不写了,或者随时不画了,就玩点别的去了,其实这都是一些自我懈怠的借口。
我写小说,一开始可能是由于编辑的鞭策,但是写着写着,会变成内在的召唤。我原来没觉得身边有这么多可写的事,写着写着我发现这些事变得越来越多。我一开始写完第一个,就不知道第二个写什么。现在我写完这些,就发现这个也可以写,那个也可以写,写得好不好另说,但是自己要尽全力。我现在还是只能拿业余时间来写,但是时间不代表对质量的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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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我刚刚还说,看这个小说能感觉到时间的跨度有点大,因为能明显在小说当中感觉到文明的进步。最好的确实是最晚去写的,所以如果你放弃了,或者不认真什么的,其实还挺可惜的。
蒯乐昊:其实我觉得年龄对一个人真的挺重要,虽然老取笑我老,但老有老的优势。我 20 多岁的时候跟我的文学老师说我想写作。他问我多大了,我说我 29 快 30 岁了。然后老师就沉默了一下,说,这个年纪该写出来了。言下之意是,你都 30 了都还没写。这事对我打击特别大,一度就觉得我可能没什么天赋,因为天赋不会藏得很深。
但后来我发现其实门罗开始得就特别晚,她到三十七八岁才开始写,跟我差不多。其实就像方舟讲的,很晚开始写,能帮我们规避一些东西。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写,要花些力气才能去改掉毛病。到我这个年龄就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对我来说,剩下的是要像年轻人一样,同时具备激情和经验,当然这是很难的。
蒋方舟:可以的,我是正能量的,特别擅长给人打气。我看完之后觉得你可以的。
蒯乐昊:感谢一个出道这么久的老作家的鼓励。
杨葵:我也鼓励一句。我觉得年龄真不是问题,文艺创作不是相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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