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霍弗洛雷斯（Bajo Flores）区域，有一座体育场，是属于天主教第266任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最喜爱的圣洛伦索足球队的。在这座体育场周围，有一个棚户区，它是数十万贫困的玻利维亚移民的家园。在这里，很多人都住在危房里，当附近的马坦萨河的河水泛滥时，这些危房就可能会被冲走。不过，在这个社区当中，有一条只有两个街区大小的街道，而其中的房屋是建立于更牢固的地基上的。此处坐落着当地的学校、诊所及其他机构，它们为阿根廷的玻利维亚文化社区提供各种服务。相比于此地的其他社区而言，这个名为查鲁雅（Charrúa）的社区，在地理上并没有什么独特的优势。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居住在这两个街区的家庭似乎特别受到上苍的宠爱？为何这个地方会成为玻利维亚在阿根廷的文化自豪感的焦点？
这归因于一个词：房产证明。
在与这个城市的政府进行了数十年的抗争后[1]，查鲁雅社区的200多户家庭在1991年被授予了一种对其长期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这就是财产所有权证书。相比于该地的其他社区，查鲁雅社区的这些家庭并没有更高的收入，也没有更高的教育背景或人脉。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获得了由政府签发的明确文件，来证明其对自己房产的所有权。这样的状态，让他们开启了通往更多机会的大门。作为缴税的业主，他们在社区中就有了一定的地位，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向政府争取各种服务，包括学校和诊所。而且，他们可以将地契用作抵押物来贷款做生意，这使查鲁雅社区成为一个拥有各种商店和小饭店的商业中心。在那些来自该城市北部走廊的高端社区的外来者看来，查鲁雅社区的各种设施还是极其贫乏。不过，这个占据两个街区的地带的现状，至少向当地的玻利维亚群体证明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获得了发展的机会。
上面的故事与区块链有什么关系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将目光从查鲁雅社区的200多户幸运家庭中移走，再来关注世界范围内众多无法获得产权的人。这些人中既有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数十万玻利维亚人，也有该地区乃至全世界棚户区里生活的贫民。他们各自的社区认可其房产所有人的身份，但问题是，这样的权利无法得到官方的证明，也无法被政府或银行认可。在低收入国家中，公共登记体系很容易受到政府官员的腐败或无能的影响，这样，当印度北方地区或菲律宾马尼拉的某个村庄的贫民窟居民想以其房产作为抵押物来贷款时，就没有银行会接受了。在世界范围内，即便是更为富裕的房产所有人，也会经常碰到一些问题。例如，他们从开发商手上购买了一套公寓后，才发现该开发商通过贿赂登记处的官员，将自己的名字保留在地契上了。在这些地方，房产所有权的证明方式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银行不愿发放按揭贷款（最起码不愿意以合理的利率发放）。
不过，最近我们看到一些初创企业试图用区块链技术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区块链具有难以篡改、时间戳证明、公开可审计等特性，它能够以将近实时的方式执行房产所有权的转移操作，并让双方通过私钥验证交易的细节，这使各方都无法单方面通过篡改记录的方式谋求利益。这样，在上面例子中提到的开发商，在理论上就无法通过贿赂登记处官员来撤销所有权的转移了，因为无论是开发商还是登记处官员，都无法提供这个过程所需的密码学证据。
之所以说是“理论上”，是因为土地产权领域是一个极度复杂且伴随着政治因素的领域，而我们要在此使用一个未经检验的想法，其效果仍是个未知数。而且，即便在新技术下，仍可能存在通过行贿而将错误的信息登记到区块链账本上的可能性。在贫穷的国家，土地产权登记体系需要从头建起，而那些负有证明民众产权义务的腐败政府官员，有可能在一开始就将有害的虚假信息植入基于区块链的登记系统上。在下文，我们将会讨论应对这种风险的方式。不过我们要注意到，当账本被视为一种无可置疑的事实时，到底什么信息可以登记在这个账本上？这就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了。
无论如何，若我们从宏观的层面来看，并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区块链的使用方式将会是诚实的，那么由密码学保障的资产所有权登记机制所带来的各种好处，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秘鲁经济学家及扶贫活动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预计[2]，全球范围内未经登记的财产——“呆滞资本”（dead capital）可达20万亿美元。他说，如果穷人能将这些资本用作抵押物，那么这样的信贷规模及其产生的乘数效应，将会为发展中国家带来超过10％的增长率，而这相当于世界GDP的一半以上。
土地产权并非唯一的应用场景。人们开始关注如何利用这项技术来帮助穷人证明自己对更多样的资产（如小型企业设备和车辆等）的所有权，并就信贷等场景为其提供良好的信用证明，以及确保他们投出的选票有被正确统计。区块链或许能让人们拥有证明自己提出的各种主张的能力，让以往一直被排除在外的边缘人群成为全球经济中的活跃公民。
[1] 豪尔赫·萨洛蒙，“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部的一个玻利维亚小镇查鲁雅”，《西班牙国家报》，2016年2月12日，http://www.elpaisonline.com/index.php/2013-01-15-14-16-26/sociedad/item/204708-el-barrio-charrua-una-pequena-bolivia-en-el-sur-de-buenos-aires.
[2] 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谜事：为何资本主义在西方胜利却在其他各处失败》，（Basic Books，2000）。
各式证明
人类社会已经设计出由各种证明或测试构成的系统，人们必须通过这些测试，才能参与商业交换及社会互动的各个方面。除非他们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而且将这个身份与按时付款的记录、财产所有权及其他形式的可信行为关联在一起，否则，除了预付费的电话和电力服务外，他们难以开设银行账号、进行信用评估或投票等。可见，区块链技术在解决全球普惠金融问题的过程中，最大的作用可能在于它能够帮助人们提供这些证明。简单地说，其目标可以定义为“证明我是谁”“我做了什么”“我拥有什么”。在寻找合作伙伴或雇员时，各种公司和机构总是会提出与身份、信誉、资产等有关的问题。
倘若一个企业无法获取与一个人的身份、信誉及资产有关的可靠信息，它就面临着不确定性。如果你没法获取一个人的任何信息，你会将他招募为员工或贷款给他吗？由于与这样的人做生意风险更高，所以这些人在使用各种金融服务时，必须支付更高的费用。他们贷款的时候会承担更高的利率；他们在将财产典当出去时，由于信用度不足，就只能接受当铺开出的极低价格；由于无法获取银行账号或信用卡，他们在用支票获取现金时所得到的钱比票面价值低很多；他们在汇款时要支付较高的费用；他们基本上用现金支付一切费用。而与此相比，我们从自己的信用卡上还能获得25天的免息还款期待遇，这差别是相当明显的。贫穷的代价非常昂贵，是一种恶性循环的生存状态。
这些服务提供商的警惕性，有时更多是由于监管及合规要求，而非银行或交易员达成交易的意愿所决定的。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银行若进行那些被认为风险较高的贷款业务，则必须持有更多的资本作为抵押物。不过，在其他时候，这样的驱动因素只是对未知的恐惧。不管怎样，若有机制为人们生活的各方面提高透明度，应该能帮助各类机构降低为人们提供金融服务及保险服务的成本。
事实上，这个问题并非发展中国家所独有。在美国，7·7％的人口没有银行账户[1]；而17·9％的人口被视为“未得到充分的金融服务”，他们只能依赖于发薪日“先租后买”等业务。在巴尔的摩，14％的居民没有银行账户；在孟菲斯，这个比例约是17％；在底特律和迈阿密，这个比例则为20％。有不少中产阶层因为无法证明自己的良好信誉，也面临此类问题。在美国个人消费信用评估公司（FICO）的评分里，有些种类的贷款还款记录并没有被考虑进去，而这个评分对美国人来说相当重要。对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中的人来说，可靠的出生证明、驾驶证、银行账号和信用评分都是理所当然的事，而这些都是我们使用各种服务时需要提供的证明。我们不难看出，这套系统变革的真正机会，在于发展中国家。
对全球范围内被世界银行定义为“没有银行账户”的20亿成年人而言[2]，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人道主义和金融动机的结合，产生了一场致力于将这些人带到现代金融世界的运动。对那些在寻求下一个市场的人而言，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或许会迎来史无前例的经济爆发。这个机会，就藏在这个人群可能带来的新市场、新顾客、新产品及价值数十万亿美元的尚未利用的资本中。
“没有银行账户”这个说法在发展中国家经常被提及，但其实它有一定的误导性。它虽然准确地描述了人们无法获得标准银行服务，因而难以参与经济交易的事实，但它似乎表明为这些人提供银行账户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不过正如比特币和区块链所展示的那样，点对点的数字交易系统能够绕开那些笨重、昂贵且具有天生排斥性的银行体系，这或许能提供一个更好的出路。
不过，现在银行还是官方所说的“普惠金融”计划的一部分。联合国计划于2030年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3]，而其中的关键目标是“鼓励及扩展银行、保险、金融服务的服务范围”。而世界银行有一个专门的行动——“在2020年实现普遍可及的金融服务”（Universal Financial Access by 2020，UFA2020）。“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称，一些不同的组织，如金融机构、基金会、捐赠者及投资人等，在2013年承诺将拿出310亿美元资金[4]用于增加普惠金融的程度，以为穷人提供帮助。而这个数额预计会在每年增加7％。
区块链在这个领域能提供什么帮助呢？让我们先退一步，回想一下这项技术希望实现的事情：一个更完善、通用的信息及记录保持系统，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开放，而且具有不可篡改性。这个概念，使机构（如政府和公司）及其应服务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对我们自身信息的掌控权，让我们得以行使公民权利。这让我们有了与他人互动和协商的坚实基础。不管这些信息与我们的财产相关，还是与我们向房东或公共事业服务商的按时付款相关，如果我们无法掌控这些信息，而这些信息又是转瞬即逝且极不稳定的，那么与那些有控制权的人相比，我们的谈判地位就会变得更弱。可以引用赫尔南多·德·索托那部具有影响力的书籍《资本的秘密》（Mystery of Capital）的副标题，上面的这种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在西方成功却在别处失败的原因”。我们现在或许有机会解决这种不平衡性，而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力量的想法。
[1] 洛瑞·雷顿，“前十个没有银行服务或银行服务不足的城市”，2017年3月29日，https://www.goebt.com/the-top-10-unbanked-and-underbanked-cities/.
[2] 全球Findex数据库，世界银行，2014，http://www.worldbank.org/en/programs/globalfindex.
[3] 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poverty/.
[4] 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2014年预计有310美元国际资金投入到普惠金融中”，CGAP网站，2016年1月19日，http://www.cgap.org/news/2014-saw-31-billion-international-funding-financial-inclusion.
数字化时间戳
区块链所能带来的好处，可简化到一条带有时间戳记录的价值。在西方，当你购买房子、车子，当你注册一家企业，当你有了一个孩子时，就会得到一个关于这些事项的官方通知书。例如，这可能是医院提供的证明，可能是来自汽车销售商或前任车主的证明，或是一份所有权证书。这些文件都会被公证人盖上时间戳，作为官方对所有权的认可证明。这个时间戳虽然只是一个符号，但它有很大的作用。实际上，它就相当于“事实”。
或许你从未意识到，你对自己的房子和车子的所有权，对自己企业的成立，对自己孩子出生的主张，都可能受到质疑。不过，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你可以拿出一个经过签章和公证的文件来举证。通过这份公证过的文件，你可以证明自己在体系中的记录，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和诚信。时间戳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因为它将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如出生、毕业、所有权转让、结婚等）的声明添加到一个共同认可的历史记录中，这样所有人都能参考。
印章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7600年[1]。首个由石雕工艺制造的圆柱形印章是于新石器时代在相当于今天的叙利亚地区制造出来的。这些印章的尺寸非常小，足可以戴在项链或手链上，甚至还能钉在一件衣服上。它们用作个人印章，从国王到奴隶，所有人都有这种印章。制作这种印章的材料后来从圆柱形石雕变成了戳印，不过目的还是一样。无论它的材质是黏土还是蜡，它都是用于检验真伪的印章。这样的传统延续至今，而我们这些在发达国家的人也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实际上，如果你对这种印章展开思考，可能就会关注在寻找公证人的烦琐过程上。不过，这种印章的作用非常强大。实际上，它就是区块链为人们提供的服务。这种公开的、被认可的开放账本，可以被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检验，它的工作方式与公证印章几乎是一样的，它将某时某地发生的特定事件收集起来，并加上特定的信息，再用相应的机制确保这些交易记录无法被政府或个人篡改。
区块链在未来很有可能会取代公证处的签章，这可能发生在某个政府的区块链平台上，或发生在没有任何政府掌控的通用平台上。区块链技术最早期的非货币应用，主要集中在不可篡改的公证服务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得克萨斯州奥斯丁的一家公司公证通（Factom）很早就意识到，它们能够通过这种技术将文档记录下来并加以证明。这家公司为金融相关文件的变更记录创造出一个可审计的索引，它的这种模式如能被广泛采用，最终会取代整个会计和审计产业。这样此类工作就不再是以季度或年度的方式开展了，而是会实时发生。这个领域的另一个参与者是Stampery，其名字恰恰带有“签章”的含义。这家公司由一名杰出的西班牙年轻企业家路易斯·伊凡·昆德（Luis Iván Cuende）创立的，他在12岁就创建了一个大型的软件项目，21岁就被人视为世界上最有创新性的黑客和开发者之一。Stampery将文件的哈希值及对其变化的踪迹记录下来，将其存放到区块链上，从而为涉及谈判或诉讼的公司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状态证明。例如，它能够跟踪一个商业合约的形成过程中由不同的律师及签字人做出的各种修改及重要的变化，并将其记录下来。
不过，我们可以将这种带有时间戳的认证过程扩展到文件的验证用途之外，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它的用途不止限定在古板的律师工作和商业合约当中。在发展中国家，银行家“获取”一个客户的成本，实际上等同于为确保客户的信用而发生的尽职调查工作成本，一直是非常高的。那么这项技术，在这样的信用评分领域，或许就有一席之地了。若有一些人缺乏书面记录或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明，难以获取他们的信息，那么金融机构想要了解他们的信用程度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样的成本，在很多情况下要高于向他们提供贷款所能获得的好处。小额信贷机构专注于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这类机构通过让专门的志愿者充当信贷员，到现场去了解客户，为他们提供担保，并用现金的方式送达贷款及收取还款款项。不过这样的模型所带来的人力成本，让其难以扩张。在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因引领小额信贷产业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的一段时间，这个产业违约率的提升和一系列丑闻，显示出这个产业的局限性[2]。这样的情形或许早在人们的意料当中。数十亿的人还是无法获取足够的信贷服务，这恰恰是因为信息的缺乏。
这实际上就是区块链有潜力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它能改善信息的状态。有人运用想象力，将比特币区块链平台的比特币记录及交换功能扩展到其他类型的资产上，这就是用区块链来改善信息状态想法的起源。这带来了各种广泛的思路，而不同产业的创新者也在紧密地对这些思路展开探索，其成果恰恰就是本书所讲述的内容。
这一切，可回溯到由亚历克斯·米兹拉希（Alex Mizrahi）领导的一个开发团队上。2013年，他们根据梅尼·罗森菲尔德（Meni Rosenfeld）在2012年发表的一份白皮书发起了名为“染色币”（Colored Coins）的“比特币2·0”项目。这个想法是将与现实世界资产有关的唯一可信的、认证过的元数据（如汽车底盘上的序列号或某块土地的地理坐标）与某个拥有特定比特币地址私钥的合法所有人联系在一起。比特币的交易包括一些信息字段，因此当汽车的所有权证书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时，这份文件的哈希值就可以插入比特币的一个交易中，然后由全网的矿工进行验证。（这样的哈希运算过程与第三章介绍过的比特币矿工所做的哈希运算差不多，不过这里的哈希运算是由资产所有权人，或有权更新这些信息的人执行的。）所有权文件的文本，会表明其对应的权利义务的变更记录（包括财产所有者的名字及留置权信息），而这个模式的实质是将这些文本输入哈希算法里进行运算，然后得出一个带有字母和数字的字符串。最后，这个哈希值会插入区块链的一个交易上。
在上述这些例子中，无论使用多少数量的比特币，结果都是一样的。一般来说，价值几美分的比特币就足以实现上述的功能。当然，如果要让矿工将这些交易记录到一个区块里，那么还是需要支付一定的交易费用作为补偿。那么，这笔交易，就仅仅用作一个信息的载体，将某种权利或主张传达到世界上。这种方式可行是因为区块链上的加密货币拥有了传统货币系统中不可能实现的功能，即其可编程性，这让它能够交流信息和指令。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资产的所有人除了能将它发送给其他人外，还能在自己拥有的比特币地址之间执行这种交易，这就能永久地记录自己拥有房产、汽车或其他资产的事实。
事实上，受限于其编程语言的局限性，比特币在执行此类操作时并非一个很灵活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以太坊这类更为灵活的比特币技术继承者能够吸引这个领域里的大部分成果的原因。不过，在概念上，染色币是一个重大突破。后来，染色币的创始人创立了一个名为Chromaway的区块链初创企业，并尝试在瑞典登记土地所有权记录。染色币展示了不可篡改的资产登记记录的前景，将去中心化信任及不可篡改性的有力概念带到了有数百年历史的所有权追踪实践中。这种实践，一般会涉及财产的主人、财产留置权的所有人，以及所有权转让的日期。
如果你曾经买过一套房产，你或许会知道“查找所有权”这个概念，但你未必知道其必要性。实际上，有一整个产业都是围绕“确定房产出处”这个平凡的任务来运作的。
倘若一处房产上还有未经报备的留置权，你肯定不想将自己拥有的（甚至是借来的）30万美元投入这处房产上。在你为这部分流程付钱后，处理所有权的公司会查找该房产所有权的历史，以确保其中不存在任何差错，即在所有权的链条上不存在篡改过的文档。如果所有权信息经哈希算法处理并记录到区块链上，这样的查找操作就可以在几秒内以零成本完成，还能明显降低虚假的所有权主张的数量。
即便在那些拥有较为完善的土地记录系统的发达国家，也存在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美国，你需要面对一个标准的产权登记系统或“托伦斯登记制”（Torrens system）。这与你在美国所处的具体的州有关，在这些体系里，各州负责创建产权记录，并为此提供保证。在这类体系中，第一条记录的建立是最烦琐的，因为每一条新记录需要将所有相关事项都完整记录下来；而第二条记录的建立是相对简单的，不过若要查找其留置权或转让的历史记录，就会更为困难。在某些方面，区块链能够实现这种抽象系统的自动化，从而实现可查找性更高的托伦斯登记制；不过，若以这种方式搭建分布式账本，就需要一系列销售事件的记录来积累数据，这可能要数代人后才能让其发挥积极的作用。对那些致力于改革的政府而言，更简便的做法是寻找一个有意愿的初创企业，让其将现有的记录转换成可在区块链上存储的数字化记录。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显然都需要不少的工夫。以往，产权保险业务能够为房屋所有人提供保障，即在产权记录出现差错时，保险公司会赔付所带来的损失，那么这样的公司在这种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后，就可能会日渐式微，甚至退出历史舞台。房地产投资者以往需要将大量的资金放到托管机构长达数月之久，在这种新技术的辅助下，或许就能充分利用这些资金了。无论是对房产市场还是对股票、债券市场来说，这种技术所带来的积极影响都可能是深远的。
[1] 约书亚·J·马克，“美索不达米亚的圆柱形印章：其历史及显著性”，《古代历史百科全书》，2015年12月2日，http://www.ancient.eu/article/846/.
[2] 大卫·卢德曼，“引领穷人贷款的格莱珉乡村银行遭遇还款问题”，全球发展中心，2010年2月9日，https://www.cgdev.org/blog/grameen-bank-which-pioneered-loans-poor-has-hit-repayment-snag.
释放“呆滞资本”的重大希望
颠覆发达国家现有的所有权登记制度及保险业务的想法很有吸引力，不过就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我们对这种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潜在影响更为看重。因为这项技术强大的地方不仅在于其记录信息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它在未来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在社区的信息保持体系中创造新型的信任元素，这对社会资本的建造极为重要，还能扩展经济交易活动的频率与范围。
赫尔南多·德·索托一直都在致力于为世界上的穷人赋予所有权凭证，他将区块链技术视为实现其毕生壮志的工具。他是如此描述这项技术可能带来的行为影响的：“人们之所以不愿意留下各种私人记录[1]，除了苏联及发展中国家的那套记录体系仍十分破旧外，还有另外的忧虑，即他们在让渡个人信息的时候难以确保信息接收方的可信性。他们不想让自己处于脆弱的境地。而这就是不可篡改的区块链的用武之地，如果你能让人们正确地理解这项技术，他们就会知道将自己的信息记录下来是值得的。”
现在，这位秘鲁经济学家与区块链公司BitFury一起，为其毕生愿景努力。他正在格鲁吉亚共和国参与一个试验计划[2]，将该国的产权记录登记到区块链上。这样的试验也在其他的地方开展，如Chromaway的瑞典计划以及初创企业BitLand的加纳计划。在美国，区块链初创企业Ubitquity正与弗吉尼亚海滩地区的Priority Title＆Escrow展开试验[3]，据前者的首席执行官内森·沃斯纳克（Nathan Wosnak）所说，这将“简化追踪和记录的流程，以实现长期的产权记录监护链条”。
虽然这些项目确实带来了希望，但在将其应用到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时，还是会面临一些挑战，而这些挑战恰恰提醒了我们将区块链技术视为解决贫困的灵丹妙药时可能存在的危险。这些国家若要培育正常运作的、普惠性的经济体系，就需要建立社会资本，而若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去建立“链外”的机构。塞拉利昂这个穷困的西非国家在这方面的经历，让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4]。从1999年开始，该国的数十个国家机构尝试对其落后的土地产权系统进行改革。直到现在，塞拉利昂的土地产权系统还是倾向于保护那些在过去英国殖民体系里的产权登记处率先登记过的少数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这是以牺牲该国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为代价的。这个后殖民地时代的混合系统充斥着互相冲突的产权主张。这些问题非常严重，导致该国土地部在2008—2011年暂停了西部地区的所有土地交易。2015年这个国家实施了一个新的全国性土地政策，以解决这些问题。但问题是没有人真正知道从何处开始。政府会有意愿将改革进行下去吗？那些在改革中可能会有所损失的人或机构，会接受这样的改革吗？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国家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加纳的案例外，上文提到的各种试验项目都涉及将现有相对可靠的记录登记到不可篡改的区块链上。然而有的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产权体系，又或者某个国家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无法很好地将纸质记录妥善保管。那么，这些试验项目暂时就无法为它们提供服务了，这可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如果最初的记录不可靠，那么创造一个无可争辩的永久信息记录就可能反过来侵犯了某个人的财产权。这个问题在如下的案例中体现得非常深刻。区块链初创企业公证通曾在洪都拉斯开展一个产权登记试验，但后来中断了[5]。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维多利亚·勒米厄（Victoria L·Lemieux）对这个案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指出过度依赖技术去解决现实问题是有危险性的。维多利亚·勒米厄认为，区块链产权记录虽然对追踪交易十分有用，“但可能会对信息的真实性产生不良影响”。这个问题归根结底与认证有关，这就将我们带回了“可信第三方”的老问题，而在这个例子中人们是很难完全避免与可信第三方打交道的。我们应该依赖谁去证明某个财产的产权归属？这也是另一个“链外”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与数据哈希值存放到区块链上的操作关系不大，最终还是要归结于原始信息的脆弱性。
试想一下，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有一些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的混乱记录。人们的忧虑是，倘若匆匆将这些记录放到永久性的、不可篡改的区块链上，就会将有权有势的人或腐败的人所提出的主张永久记录下来并合法化，这样就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为达到这种确定性的、最终接受的状态所展开的斗争，可能会带来冲突、暴力和威胁。倘若直接让犯罪分子得逞，也会是一个问题。在贫民窟，财产权通常是由当地的贩毒帮派定义的，那么，我们会希望这套系统去证明这些帮派所提出的与现实世界相关的主张吗？
不过，这项技术所代表的更先进的会计和审计系统，可以成为正面行为的强大驱动力。区块链并不能捕捉到“链外”发生的现金贿赂行为，不过它能揭示出一个无可争辩的行为模式，这样在出现纠纷时，就可以作为对抗腐败官员的证据。所有权处理流程的每一个步骤，包括土地勘察、采访邻里、登记地契等，都可以记录并存放到区块链上。
这样的审计痕迹，为人们提供了挑战官方记录的强大工具，毕竟，传统的登记处可能会通过删除篡改痕迹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当人们知道自己被监视后，行事会更为谨慎。
如果要记录人们对其资产的所有权，就会面临很多社会性的挑战。赫尔南多·德·索托强调，我们不应该被这些挑战吓倒。通过创建可靠的所有权记录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收益，要远远超过维持旧有的不公平体系的耗费。他也以其自身经历证明，在很多时候，可以利用“谁拥有什么”这种深入人心的文化认知，并将其转换成可靠的数字化记录。
在喀麦隆和塞内加尔[6]，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另一位研究员朱利叶斯·阿金耶米（Julius Akinyemi）找到了一个新方法，去使用现有的文化实践来解决见证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他让村庄里的老年人决定在村中“谁拥有什么”，这样他就可以将数据记录在数字记录上（这个是由他自己的系统而非区块链实现的）。这个方案的精妙之处在于，他将一个信用评分系统附加到这些记录上。如果这些人将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或牲口划归给自己的兄弟，那么被侵权的人就可以通过这个评分系统来将自己的质疑登记上去。朱利叶斯·阿金耶米称自己找到了一个正反馈循环，老年人现在正通过正面的信誉评分机制来寻求认可度。
[1] 迈克尔·凯西，“区块链能为穷人赋能并释放全球增长潜力吗？”，Techonomy网站，2016年3月7日，http://techonomy.com/2016/03/blockchain-global-growth/
[2] 罗拉·辛，福布斯网站，2016年4月21日，“格鲁吉亚共和国与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及BitFury公司一起进行区块链房产登记实验”，https://www.forbes.com/sites/laurashin/2016/04/21/republic-of-georgia-to-pilot-land-titling-on-blockchain-with-economist-hernando-de-soto-bitfury/＃3c381e6144da.
[3] “由区块链提供保障的房地产交易平台Ubitquity与美国的‘Rising Barn’合作进行产权登记”，Ubitquity.io网站，2016年10月17日，https://www.ubitquity.io/blog/ubitquityllcpartners＿prioritytitleblockchain10172016.html.
[4] 土地治理评估框架，最终报告草稿，世界银行，2015年9月，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LGA/Resources/SierraLeoneFinal＿DraftReportOct12v2.pdf；也可以参见：塞拉利昂土地部国家规划和环境局，《塞拉利昂国家土地政策草稿》，联合国发展计划，2015年8月1日，http://www.sl.undp.org/content/dam/sierraleone/docs/projectdocuments/environment/Land％20Policy％20SL％20151214％20FINAL.pdf.
[5] 维多利亚·勒米厄，“信任记录：区块链技术是答案所在吗？”，《记录管理杂志》26，no.2（2016）:110—139，doi:10.1108/RMJ-12-2015-0042。
[6] 《释放国家的财富》，http://wealthofnations.media.mit.edu/node/2.
土地领域以外的应用
既然我们提到了朱利叶斯·阿金耶米，那么他的另一个想法也值得我们注意，这个想法将财产所有权的概念扩大到了土地以外。他正在为那些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开发基于区块链的知识产权登记系统。这个想法是，预先登记热带雨林及其他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方的自然资产，并将其记录到区块链上作为代表当地社区所提出的所有权主张，那么这些社区就能更好地行使其权利，外国的制药及化妆品公司就没那么容易侵犯他们的权利了。过去，这些公司在这些地方提取了不少材料，并以此为基础申请了无数的专利。现阶段这个概念还不成熟，我们在此用它是来表明区块链所能注册的资产远远不止土地。实际上，其他的一些资产可能更容易量化，其所有权相关的政治性和模糊性程度也相对较低。
一些人在探讨用区块链登记可移动资产（如汽车等）的方案，这可能涉及利用嵌入式无线射频识别芯片产生的信号将特定序列号记录到区块链上。区块链登记记录可以在销售时建立，并立刻提供与这种资产相关的抵押贷款，而这个过程相比于官方登记处而言，其需要的人工干预程度要小得多。
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项目中，有一个项目是由迈克尔·凯西的数字货币计划组织[1]的同事马克·韦伯（Mark Weber）所带领的。这个团队正与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一起，为一个开源的公共资产登记系统开发区块链技术基础，而这个系统将可以支持对一系列资产的所有权主张。这个团队的第一个测试应用项目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农民提供不可篡改的收据，从而为在仓库里存入农作物的记录提供证明。仓单是任何国家在管理农作物买卖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发展中国家，银行一直不愿意将其视为可接受的抵押物。因为这些仓单通常是在管理不严的场所里用容易复制的纸张形式签发出来的，导致银行无法确认这些仓单是否被重复抵押。区块链可以确保每一次存入农作物时只会生成一个收据，并生成一个不可篡改的记录去记载这些库存被抵押的次数及具体对象。这是区块链防止双重支付的另一种方式。
在太阳能领域，由迈克尔·凯西带领的一支团队，正在探索将社区共有的微电网中产出的能源的使用权打包，从而为那些没有接入电网、又没有完善的法律与财产所有权体系的社区提供一种抵押融资的新方式。现在，由物联网初创企业Filament、纳斯达克及技术团队IDEO Colab实验室组成的团队，已经找到一种方法，将智能计量设备的信号与区块链结合在一起，从而证明某个具有独特标识的太阳能电池板产出并输送了一定数量的太阳能，而且这个数量是可以验证和测量的。实际上，验证过的能源生产历史，可作为某种形式的太阳能使用权凭证，这样就可以用来交易或用作抵押物。然后，如果我们将Filament的这种设备与数字支付及智能合约系统连接在一起，并附带一个调节能源访问权的控制开关，就能创造出某种可远程操作的“智能财产”。如果该系统检测到数字货币的付款已经中断，那么智能合约就会在付款恢复之前断开对能源的访问，或将能源先调拨到储能装置或系统中其他保持付款的地方。这可能会对金融领域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显然，这种协议的条款必须对所有参与方来说都是公平的。（现在，已经有人提出道德及安全性上的质疑，认为在美国使用这类自动开关解决方案处理贷款申请可能会存在问题。）将你的能源网的控制权交给去中心化的算法，这听上去似乎不太明智。不过，当所有的参与方都同意该合约，并认可区块链的中立性能确保协商好的合同条款都得到执行，这个模型可以作为弊病丛生的法律体系的补充手段，这样就能极大降低此类地方的融资成本。
试想一下，假如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有一个关注绿色能源的退休人士，他作为一名小投资人，将自己储蓄的一部分投资到基于区块链的贷款项目上，从而为印度北方地区的一个微电网提供部分的资金。这样的投资权益可以卖给其他投资者，也会受到智能合约的保障。现在再想一下，这部分贷款可以与其他投向微电网的贷款（部分来自微贷款机构、信用社、本地银行）捆绑在一起，变成证券化的“加密货币技术支撑的太阳能”金融资产，并可以出售给投资机构或其他大型机构。这个模式中，区块链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在非数字化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投资和能源流动信息的颗粒度及微观控制能力。在过去，传统的金融体系缺乏透明度，交易成本极高，根本无法支撑这样的小额交易。不过，由区块链治理的计算机网络，能够充当去中心化的、自动化的投资组合管理人的角色，从而更好地追踪各个微电网的融资组合的每一个可细分仓位的业绩。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想象一种更复杂的小微投资聚合系统。
将发展中国家的众多小资产，转变成华尔街投资银行希望买卖的财富，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这更像是一个低端市场，但它可以说是一种抵押担保证券市场（华尔街的金融工程师会用大批的房屋贷款来创造投资级别的债券）的更可靠、更安全的版本。在未来，我们是否可以利用同样的革命性融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资助这种重要的去中心化能源基础设施？能源是社区中最重要的资源。如果我们能够为边缘人群获取价格合理的融资渠道，让其建造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设施，那么，这不但能为贫困社区提供经济发展的平台并据此建立丰富的本地商业活动，还能同时拯救我们的地球。
[1] 麻省理工学院几个项目的细节来自迈克尔·凯西与这些组织的合作，更多的信息可在该实验室的网站查看，https://www.media.mit.edu/.
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货币
国际社会最近在普惠金融前景上寄托的希望，来自手机及移动支付系统在发展中国家的快速扩张。2007年，肯尼亚的M-Pesa移动支付业务担当开路先锋。截至目前，已经有93个国家拥有了某种形式的移动货币服务[1]，其中271个系统已经投入使用，有101个还在计划当中。不过，在这些系统中，大部分都还停留在潜在市场。实际上，这些统计数字隐含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移动支付专家卡罗尔·雷里尼（Carol Realini）写道：“60％~90％由新客户开通的移动支付账号[2]，几乎都在没发生过一笔交易的情况下就马上进入休眠状态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系统中的大部分都还建立在一个底层的银行业基础设施上，而运营这个基础设施的银行对那些“无法使用银行服务”的客户的需求并不了解，甚至有很多银行对这些需求都感到困惑。所以说，这其中的纠结之处，还在于人们希望成为有资格使用银行服务的一员，他们一直在设法获得进入这个“神圣的领域”的资格，而那些拒绝他们得到这个机会的人，就成了实现此目标的障碍。大多数情况下，银行实际上就是问题的根源，或者说，至少与其使用的监管及风险控制模型有关。或许，让人们进入这种传统的银行体系，本来就不该是最终的目标。
具体来说，移动的信贷体系是很难得到扩展的，这也与银行业务范式带来的阻碍有关。像M-Pesa这样的移动汇款平台，必须得到每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支持，当涉及信用机制时，就不得不退回到传统银行领域中经典的贷款审批模式了。就这样，不可靠的身份证明及各种主观、不合理的信誉度评分标准，成为很高的门槛。具体来说，当占有主导地位的电信服务提供商利用其独特优势充当这些新型电子货币系统的守门人角色时，就会收取昂贵的费用。这些移动网络提供商（包括肯尼亚的Safaricom）并不愿意让自己的系统与其他服务商的系统实现互操作性[3]。这导致跨电信公司及跨境的交换必须经过低效、烦琐、昂贵的非洲银行系统。这些本地化的移动货币解决方案，与比特币及区块链纯粹主义者所追求的开放、非许可型的创新平台相比，有天壤之别。这意味着无法使用银行服务的穷人现在虽然能更容易地进行支付（至少在其本地电信服务商的闭环系统内是这样），但银行体系的排他性模式始终给他们带来了影响，在其需要信贷的时候（这在紧急关头往往是必需的）更是如此。由于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活动及资产，穷人继续饱受高利贷的压迫，使他们永远生活在贫困的恶性循环中。
如果比特币这样的无国界货币能够广泛使用，就不需要这样的个人证明了，这或许能让穷人从银行和电信公司的封闭体系中脱离出来。这或许也会让发明家开发出具有创新性的区块链服务（包括信用体系），以更好地帮助这些生活在边缘的人们。
技术社区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其对排除在金融体系外的人群（包括那些不精通技术的人）的承诺。虽然现在已经过了九年，但数字货币在技术社区之外的人群中的采用率还是偏低的。原因之一在于，加密货币在普通人群中被视为犯罪工具。2017年，“想哭”勒索软件大范围肆虐，攻击者通过此软件攻克了医院及其他机构的数据库，将其重要文件加密起来，然后以勒索比特币为条件，才能将数据解密。这件事情强化了人们对比特币与犯罪相关联的刻板印象，一些要求禁止比特币的声音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其实，与美元纸钞相关的不法活动和洗钱活动远比这要多，而且相较之下，美元纸钞更难追踪。不过，这对比特币的声誉确实没有半点帮助，也很难改变人们对比特币的印象。
比特币的价格波动是另一个重大的缺点，而这通过创新可以帮助解决。人们现在总是以本国货币为基础来思考问题，而数字货币与美元价格之间汇率的大幅波动，让普通人很难将其视为交换媒介。谁会用一种每星期都会有30％价格波动的东西来购买生活用品呢？这对比特币实现普惠金融的愿景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在迈阿密居住的牙买加移民在向家乡的母亲汇款时[4]，或许会觉得比特币几乎为零的交易费用相比西联汇款9％的手续费更有吸引力。不过，如果她母亲无法迅速将这些比特币转换成牙买加元，那么汇率的波动很快会吞噬省下来的这些费用。
不过，在比特币生机勃勃的创新生态系统内，一些不断涌现的创新成果开始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一些汇款服务初创企业，如专注于小型业务的Veem（以前的Align Commerce），正使用比特币及区块链技术作为不同货币之间转移的“轨道”，从而绕过费用高昂的银行系统。通过基于区块链技术透明性及低交易成本的智能对冲策略，它们想到了让自己短期持有比特币的风险最小化的方法，从而为顾客提供可负担的费率，而这些顾客只需要使用自己当地的货币。这个方法就是支付分红，这在电子汇款服务商BitPesa上已经得以证明[5]。BitPesa创始于2013年，这个公司在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地提供跨境付款及外汇交易服务。据报道，它每月增长率可达25％，交易量已从2016年的100万美元提升到在2017年中期的1000万美元。除此之外，据报道，菲律宾移民在韩国汇往其祖国的汇款中，有20％是通过比特币来处理的[6]。
Abra提供了一个极为创新的方案，试图解决比特币价格的波动性问题所带来的影响。它让某个国家的人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直接将钱转移到异国某个人的智能手机上，而无须中介机构的参与。在使用Abra时，用户需要购买比特币，Abra提供的应用程序引入了一种利用区块链交易的透明和低成本特性而实现的高科技的对冲机制，从而将波动性的风险移除了。这个应用程序能够在用户无感知的情况下，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系统执行如下的操作：如果比特币价格超过原始的购买价，就自动向第三方付款；如果比特币价格低于原始的购买价，就会收到别人的付款。这种所谓的差价合约有点像外汇交易期权，能够将其背后的比特币的价值锁定，而所有的客户在屏幕上看到的都是他们当初转入其Abra账户的法币价值（如美元等）。当一个生活在旧金山的菲律宾移民向其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家庭成员汇款时，同样的过程会出现在菲律宾家庭成员的智能手机上，不过牵涉的就是比特币与菲律宾比索的合约了。这个系统之所以能够实现，全靠区块链及智能合约的使用，移除了在传统衍生品交易业务中充当中间人角色的银行、律师、托管中介等。它为交易汇率风险对冲的场景创造了一个成本更低的方式。
不过，这其中还涉及一个大问题，即货币服务的相关监管条例。纽约金融服务局在2015年针对数字货币服务提供商制定了BitLicense监管规定，开创了这个领域的先河[7]。BitLicense反映了监管者的看法，他们在承诺让比特币生态系统内商务应用软件开发创新活动百花齐放的同时，也逐渐认为自己有责任监管法币与数字货币之间的交易。
这种规定带来了一系列的合规要求，也给数字货币的购买和使用带来了费用高昂的负担。那些提供美元到比特币的“入金”通道的初创企业声称，这些监管条例使它们无法为终端用户提供廉价的服务，它们中的多数都因此决定不再在纽约运营了。不过，纽约的地位如此重要，因此BitLicense也是很重要的。各种资金本来就经常流经纽约的辖区，而且纽约具有作为全球金融市场中心的影响力也意味着这样的模式会成为世界各国的监管者的样板（不过很多监管者也选择了没那么严苛的态度）。
最大的挑战是相关的合规要求，它让申请牌照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有识别客户的能力。这样的监管规定，是与加在金融服务提供商身上不断增长的“了解你的客户”要求所匹配的。“了解你的客户”的目的是让金融机构远离洗钱、恐怖主义融资及其他不法活动。在金融服务机构与新客户签约时，它们必须“了解”该客户的信息并判断其风险程度是可以接受的。而这是通过客户的身份来进行判断的，这看上去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标准。它依赖于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身份证件概念及其定义的潜在危险信号，如禁飞名单。如果你没有可靠、由国家颁发的身份证件，你就会面临很多问题。倘若比特币服务的提供者也要面临同样的要求，那么使用这些服务的门槛也不会比使用银行服务低。
在金融危机、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及贩毒活动面前，监管变得越来越严格了。而对银行而言，这也使“了解你的客户”的合规要求成本越来越高了。而且在国际资金流动中，机构及其他参与者也需要知道自己在其他国家的对手方银行或汇款机构是否有对其顾客执行正确的尽职调查，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复杂了。此外，这类要求还引发了一些罚款事件。汇丰银行向美国政府支付了19亿美元的罚金，以对汇丰银行帮助墨西哥毒贩洗钱的指控进行和解，这让人们对合规的风险有了深刻的体会。很多金融领域的专业人士在分析了各种合规工作的要求后，便会意识到为“高风险”顾客提供服务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导致了一种被形容为“规避风险”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只要银行认为某些地区的机构或人口对自己的业务存在“过高的风险”，就会降低其信贷供应量及避免为其提供汇款。这与联合国及世界银行的普惠金融目标是直接冲突的。
以索马里为例。在这个国家，若要建立与正规的“了解你的客户”标准相匹配的身份机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让这个国家成为恐怖分子、海盗、军阀的天堂，几乎没有人拥有足够安全的身份证明文件。因此，在美国财政部的指导下，美国的银行在事实上关闭了美国与索马里之间的汇款通道。其结果是，这个极度贫穷的国家，资金更加短缺了，迫使人们通过昂贵的、不可靠的黑市途径将资金汇入、汇出。在东非，对于与基地组织相关的伊斯兰激进组织，主要是伊斯兰青年党来说，这个国家似乎是它招兵买马的最佳去处。我们将此结果称为身份验证机制严重失效的例子。
那么，区块链能带来什么帮助？其实，我们能够通过对公开交易数据的分析，得出一个特定的节点或比特币地址的风险特征，而无须了解用户的名字。Chainalysis、Elliptic及Skry这类区块链初创企业正与执法机构一起开发项目，以引入大数据分析、网络科学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去评估比特币网络里的金融交易流动情形。就如网飞公司使用大数据分析用户的观看习惯，去估计你可能想看的电影是哪部。那么对比特币网络上用户的交易流进行分析，能够得出与用户的行为（甚至是可能的动机）相关的各种细节情况。新型的匿名加密货币（如Zcash或门罗币），其目的就是作为抵制Chainalysis等公司的分析技术的隐私保护机制，这当然也有可能让犯罪分子更容易隐藏足迹。不过，我们在此关注比特币用例并非为逮住罪犯，而是关注如何让系统用户证明自己不是罪犯。这意味着缺乏身份证明但又不需要隐瞒什么事情的人，在用比特币进行支付时，他们的行为可以分析出来，并可视为有良好的信誉。
[1]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移动货币部署状况跟踪器，http://www.gsma.com/mobilefordevelopment/m4d-tracker/mobile-money-deployment-tracker.
[2] 卡罗·雷尼，“无法享受银行服务的客户渴求更完善的服务”，carolrealini网站，2015年2月7日，http://www.carolrealini.com/unbanked-consumers-better-banking-services/.
[3] 罗布·西略，“机场宾馆呼吁共享Safaricom的M-PESA平台”，Capital Business网站，2015年7月3日，http://www.capitalfm.co.ke/business/2015/07/airtel-presses-for-share-of-safaricoms-m-pesa-platform/.
[4] 世界汇款费用，世界银行，https://remittanceprices.worldbank.org/en/corridor/United-States/Jamaica.
[5] 罗拉·辛，“格雷克罗夫特投资公司领投，比特币支付公司BitPesa融得1000万美元”，福布斯网站，2017年4月30日，https://www.forbes.com/sites/laurashin/2017/08/30/bitcoin-payments-firm-bitpesa-secures-greycroft-as-lead-investor-for-10-million-total-funding/＃4dfaefb66066.
[6] 卢克·帕克，“比特币处理了韩国到日本之间的20％汇款需求”，Brave New Coin网站，2016年9月14日，https://bravenewcoin.com/news/bitcoin-remittances-20-percent-of-south-korea-philippines-corridor/.
[7] 纽约金融服务局，纽约法规、规则与条例，第23篇第一章第200节：虚拟货币，http://www.dfs.ny.gov/legal/regulations/adoptions/dfsp200t.pdf.
利用社区关系
各种社区都有建立自己的货币及银行体系的历史，从而将存款人和贷款人匹配起来。而解决信任问题后，这些体系就可以进行扩展了。现在，一些区块链开发者提出了相关策略，以全新的方式利用这种长期存在的体系，或许有一天，它能取代银行。
社区储蓄圈是一个正被探索的领域，其中的典型模式是互助会。在不同的地区，互助会的叫法也有所不同。在印度叫银会，在印度尼西亚叫arisans，在拉丁美洲叫tandas，在西非及加勒比海地区叫susu，在中东叫Game’ya，在日本叫tanomosiko。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一群互相认识、互相信任的人，承诺周期性地往一个储蓄池里注入一定数额的钱，比如每月50美元。这个储蓄池里的资金会定期付给组织内的某个成员，这可以看成事实上的信贷。然后，每个人继续贡献资金，直到队列里的下一个人得到了贷款，这个过程是循环往复的。这个系统意味着除了最后一个人外，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某个时间点获得零利率的贷款，而你所要付出的唯一代价，就是在得到贷款后，承诺继续往储蓄池注入资金。
在传统上，这样的体系一般要依赖于信任，这通常是基于亲密的友情或亲属关系的纽带。如果所有人都认识你，那么你在收到自己那份钱后，再想要抵赖自己对往储蓄池中注入资金的义务，就相当困难了。不过这样的信任模型带来了一个地理空间上的可扩展性问题。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了一个理论，他认为任何人能够维持的稳定关系的最大数量是150人，这个数字也称为邓巴数字[1]。用这个数字试想一下，这个储蓄的圈子会非常小，因为每一个成员都需要将组内的成员限定在自己所信任的150人的范围内，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这样的可能性会持续地降低。
这就是区块链、智能合约及代币可能发生作用的地方。一个名为WeTrust的初创项目在使用这些技术为互助会增加结构化的、自动化的、基于代币的激励机制，从而迫使参与者做正确的事情。在传统的互助会模式中，大家可能都是互相熟悉的。而通过这样的激励机制，意味着能让陌生人加入互助会中。“了解你的客户”的解决方案一直在寻找让人们证明自己身份的方式，而与此不同的是，基于激励机制的方案通过在系统内部提高效率而降低参与门槛，因此对“了解你的客户”的需求就没那么迫切了。
无论WeTrust的模式是否可行，它或许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些新的算法系统及分布式信任机制是如何接入传统的、根深蒂固的社会信任网络中的。我们很希望穷人所面临挑战的解决方案，不会被勉强嫁接在硅谷风投资本家自以为是、千篇一律的方案上。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方案，必须考虑到受助群体的基础文化结构，并对其进行量身定做。
我们应该寻找类似WeTrust这样的方案，毕竟它专注于降低身份识别的成本以实现普惠金融。现实是，每一个文化体系核心都有一个身份系统。与身份打交道是难以避免的。不过，当我们在下一章揭开“身份”的面纱后，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有高度争议性的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它长期伴着安全性风险及社会冲突。在这个领域中，有一些人正在探索区块链应用的一些激进理念。
[1] Maria Konnikova，“友情的极限”，纽约客网站，2014年10月7日，https://www.newyorker.com/science/maria-konnikova/social-media-affect-math-dunbar-number-friendships.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