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如果说这本书有时效性，那是因为它试图把握金融世界最前沿的变革征兆，并分析数字货币将给全球带来的改变——推动金融系统从“美元本位”到“共识本位”，从“中心化”到“平行化”。

如果说这本书没有时效性，那是因为它从国家、国际的层面系统地解析数字货币产生发展的动力、原因及方向，落脚国家间经济竞争的底层逻辑，结合不同主体对变革的不同诉求，进而阐述未来金融生态圈的特点，书中的案例和方法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能够被广泛应用。

阅读一本把握时代脉搏的书，既能看到金融世界的变化从何处来，也能够理解将要往何处去。

内容简介：

本书探讨数字货币与金融体系的发展变革前景及二者间的相互影响。书中从美国对他国的金融制裁入手，详解美国金融制裁背后的深意，并据此解释数字货币产生发展的动力；从私人组织发行共识性货币的计划入手，解析民间数字货币的短板及主权国家的顾虑，提出传统金融机构与新型数字货币共生的策略问题；同时，书中还分析了在数字货币的全球竞争中，国家战略与未来全球金融管理模式之间的关系，探讨数字货币生态圈的未来。

作者介绍：

何为，银行业资深人士，注册全球制裁合规专家，现任美国Infinity Institute执行董事。曾在美国摩根大通有丰富的金融制裁、反洗钱实战经历。

罗勇，金融政策专家，北京大学中国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本书看点——数字货币能否成为解决矛盾的出路？

一、 金融制裁是维持经济霸权的战争手段

美国对中国的多个制裁法案通过的背后，民意到底是如何集结的？

金融制裁中的哪些手段会造成金融动荡，甚至导致金融战争？

结合多个国家案例故事，详解美国金融制裁背后的深意，

深析美国金融手段的来龙去脉。

二、 共识性货币将如何改变世界？

讲述比特币如何开创共识性金融，

介绍多个稳定币，如Facebook发行Libra的计划和逻辑，

解析民间数字货币的短板及主权国家的顾虑。

当民间组织与国家间组织站在同一个竞技台上，民间数字货币能否抢占金融圈的权力高地？传统金融机构如何寻找策略与之共生？

三、 数字货币会成为金融监管的领地还是金融犯罪的温床？

专业分析加密币对国家治理、对国际管理范式的颠覆。

使用大量丰富有趣的案例故事，介绍和分析各大国、国际组织针对加密币领域的监管战略和具体政策，以及监管的实施手段和执法历史。

加密币行业前景如何？一些国家意图凭借数字货币弯道超车的愿望能否实现？

中国在数字货币的全球竞争中如何保持有利位置？

数字货币将打造怎样的金融管理模式？

本书目录：

引言 从美国制裁说起

1.表象

2.背后

3.金融制裁是战争的替代品

第一章 未来大势

1.新货币领地争夺甚嚣尘上

2.挑战美元本位、传统跨境传输范式和主权货币

第二章 共识性货币——从比特币说起

1.唯一的真实版本

2.迈向共识性货币生态的第一步

3.自主、透明、无国界的货币登堂入室

4.没有背书，何处去？——比特币的问题和挑战

第三章 金融生态权力飘移

1.实质性威胁来自稳定币

2.新跨境运输模式攻城略地

3.央行数字货币——主权货币控制“中心化”，国际传输“去中心化”

4.改变底层设施的权力结构

5.从“天使”到平民化的融资方式

第四章“怎么管”是国家货币战略问题

1.逃避制裁监控、反洗钱、反逃税的新载体

2.新金融基础设施在犯罪者面前很脆弱

3.推陈出新的欺诈花样

4.全球监管格局——欧美制定规则，他国另起炉灶

5.国家战略层面——新一轮货币地位争夺战

第五章 结语

1.世界金融格局的走向

2.对普通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精彩书摘：

表象

2020年，在很多美国人眼里，他们再度经历了一次“珍珠港事件”。不同之处在于，头一次遭受的是炮弹袭击，这次是新冠病毒袭击；头一次的破坏范围仅在夏威夷岛，这次影响到整个美国本土；头一次致死2000多人，这一次的数目从截至2021年1月底的40万，还在看不到尽头地往上蹿；头一次是日本蓄意为之，此次是天灾更是人祸。

特朗普政府在应对新冠问题上的决策失误，是造成人祸的重要原因。然而，对新冠起源的争论，刺激了中美两国广大民众。数千万计疯狂传播的虚假信息和相互指责加剧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不信任，也加剧了两国的意识形态之争。中美民众的情绪互动更多是在“泄愤”，而非“交流”。最后，无论是美国的体制葬送了这40万人，还是任何其他解释，在面对疫情毫无有效抵抗之力时,美国人非常担心——如果这种病毒卷土重来，美国的价值观将面临破产。

如果不惧怕自由的代价，这个民族就会有灭亡的风险。如果放弃他们存于心中，并镌刻在《权利法案》中的个人自由和权利,那么美国将不得不承认,其文化和制度在今天的世界不如更加崇尚权威的“欧亚文化”。

于是，这个抗拒中庸文化的民族对于中国的态度陡然变化了。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从2008年到2013年，当中国迅速崛起时，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人数在不断攀升；但在2020年,有66%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有91%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威胁,其中62%认为中国是主要威胁。过去有很多为中国说话的政客和专家,现在他们的声音几乎消失了。拜登在2019年7月还发了一封公开信——《中国不是敌人》。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香港实施国安法以后，拜登团队改变态度，批评特朗普对中国太软。拜登上台后很有可能继续，不光要使用制裁手段建立不依赖于中国的通信业生态，还要在医疗行业对中国企业开始“针对性管制”。

这期间民意的转变，堪比“珍珠港事件”前后美国对是否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意转变,也许是特朗普政府高层盼望了许久、也引导了许久的。这个转变最终“跟上”了特朗普政府和国会立法者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其结果是国会快速、高票通过多项对华制裁法案，包括《香港自治法案》《新疆人权法案》，特朗普颁布多项行政令。其中，《香港自治法案》连同2019年年底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及《香港正常化总统行政令》给特朗普政府装备了一个威力巨大的制裁“弹药库”对中国金融行业构成严重威胁。

在美国宣布制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中联办、港澳办负责人等11位中国官员以后，不光多个国际性大银行——汇丰、渣打、美国银行宣布配合美国制裁，连多家在美开展业务的中资银行——包括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也采取了“暂时”启动配合美国制裁的措施，对 11 位高官实行“限制性”对待——拒绝开户、中止信用卡使用。

2020年8月18日,林郑在接受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采访时说：“对我来说,是不太方便,因为我们必须使用金融服务,而我们又不知道哪些金融服务背后跟美国有关联。现在信用卡大半不能用了。”

事实上，根据这个“弹药库” 对被制裁对象极为“宽泛”的定义，被制裁的实体可以扩大至香港国家安全法的主要决定者和执行者，还包括香港立法会、保安局相关人士，以及为政府提供私人数据的公司,如通信公司、社交媒体、相关数据信息收集和处理机构、生产监视系统的公司，上下游企业，如 AI 技术企业，尤其是有政府背景的此类公司。美国现在选择制裁的 11 人，没有触及跟中央政府及有关的实体和公司，属于小范围打击，影响仍然可控。

截至作者结稿之时，中资银行香港分行采取了克制态度，尚未进行还击。

这样，就没有给美国或西方大银行将其“排除在美元交易圈”以外的借口和理由。世界上任何银行与这11位受害者进行“大量交易”，不管是人民币交易还是欧元交易，都有可能被美国的制裁条款打击。有大量美元业务的国际性银行因为担心被排除到美元交易圈以外，不管愿意与否，都只能配合美国的制裁。这些年来,这些国际性银行每年在制裁合规上的投入多达上亿美元。事实上，它们早就在建立跟香港制裁有关的“政治涉嫌人物”和“负面媒体消息人物”名单。在名单公布以前，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陈智思等多位香港官员已经感受到了国际性银行对他们的“切割”。他说：“我很确定不只是我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我甚至和政府公务员交流过，银行也不愿意和他们中的一些人打交道。”

在非西方国家，被制裁对象的钱也大半成为“死钱”。几年前,因为受美国制裁，土耳其国有银行被冻结了其在伊朗账户下的大量石油美元，土耳其国有银行高官在总统不反对的情况下，与该国一名交易商把这笔钱转到伊朗手中。他们通过虚假人道主义物资等交易，将伊朗的美元辗转多国，通过多个前台公司，最后传输到伊朗没有被制裁的银行账户中。这件事情很快被美国发现，引起了美土纠纷，主办者被判刑，土耳其多名高官辞职。

在外国银行“配合”美国制裁以后，如果中资银行与被制裁对象交易，就面临被制裁的风险，将会受到挤兑。在香港的西方大银行用“配合制裁”来稳定投资者和存储者，他们仍然大概率可以继续与香港大量的基金和企业进行国际贸易支付。所以中资银行不光要“暂时”禁止交易，还要让全世界知道，让投资人和消费者安心。

而且，中资银行的回应措施，还避免了连累总行。如果美国只制裁中资银行在港分行，不制裁在中国的总行，总行也会受到影响。美国制裁昆仑银行，并没有制裁昆仑银行的控制者——中石油，但是中石油在美国的利益仍然受到了很大影响。由于美国公司的风险规避，中石油在借贷和保险上受到很多限制。可见，很多的限制性影响并非硬性规定的。就拿国际反洗钱组织来说，该组织没有任何法律强制力，但是，被它列为灰名单和黑名单，就会有大量的经济损失。此外，如果中资银行在香港的分行被制裁，中资银行在美国的分行就必须切割其联系。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是中资银行必须避免的。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中资银行被大量制裁,可能引起香港美元流动性的大规模减少,进而动摇港元和美元汇率稳定,打击港元的世界性和流通性,威胁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根据所谓的《香港自治法》，与被制裁对象有大量交易的银行，将被禁止“涉美外汇交易”。外汇交易市场的背后，实际上是国际性大银行之间的银行间清算和资金转移。因此不光美国银行必须执行禁止外汇交易，大概率西方国际性大银行都要执行。为什么呢?因为美元的清算最终会大概率经过纽约，而现在世界上的外汇交易中涉及美元的交易有89%，可见其打击范围之大。汇丰是一个离岸清算中心，可以不经纽约清算支付，少量资金可以在汇丰解决，大量大额清算则不行。多个中资银行被制裁的结果，将是减少美元供应，影响港美贸易以及过港贸易。

《香港自治法》中另外一个极具打击力的是“禁止与涉美银行间资金转移”。被禁的不光是美元传输,还包括与美国有关的其他资金传输。跟上一条不同的是，即使是自有美元，也无法转移、无法用于国际贸易。如果这些银行通过规避手段达到目的，一旦被发现，还有可能被指定为二级制裁对象，西方其他大银行会将其排除在外。这两条都会造成美元流动性不足，对港币贬值有潜在影响，其程度取决于“被制裁银行”的数量。最坏的结果是，大量中资银行及其总行被制裁，香港的美元流动性大为降低，政府调节汇率市场的能力被制约。一旦到了这个地步，“金融战”就可能成为一个选项,并损害中国和美国双方的重要利益。

到目前为止，这些制裁尚未产生大的、实质性影响，是因为中资银行的应对措施暂时避免了针锋相对的恶性循环。

美国的这个“弹药库”，相信不光是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就是美国也不愿意轻易打开。但美国大选之后，国内政治如何发展还是个未知数，不确定性很多，不能排除“异常情况”的发生。让我们回到促使美国国会快速通过这些法案的催化剂——美国民意。

2019年,中美两国历经艰难谈判,签署中美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让中美贸易战暂时平息,也让世人看到中美关系好转至少稳定的希望。但是,大部分美国民众并没有加入进来,而且在经济学界、左派和政治人物中也有诸多批评政府对华政策的声音。2020年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面暴发，将美国大部分民众拉到对抗中国的阵营。国会迅速通过的多个法案给了特朗普政府一直想要的“尚方宝剑”。正如“珍珠港事件”给了罗斯福政府一直想要的加入二战的“统一战线”。

在美国民意集结的背后是什么呢?

全球监管格局———欧美制定规则, 他国另起炉灶

反洗钱、反逃税

去中心化的加密币天生难管。大多数行之有效的传统监管制度是建立在“中心化”制度上的,面对加密币去中心化的传输难以奏效。如果说主权货币的传输系统是一个“闭合性”系统,每一个传输都能通过“中央”管理系统监控的话,“去中心化”的加密币传输是一个“开放”的“平行”系统,用户间可以点对点传输,则很难追踪。在“去中心化”的系统中,即使发现洗钱、逃税问题,也很难通过位于中央节点的管理人来实施“拒绝支付”等传统银行得心应手的止损方式。

操作上,加密币对反洗钱和反逃税的最大挑战是匿名性。前面提到过,在没有监控的前提下,任何人有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就可以注册交易所账户,没有“了解你的客户”等程序,因此,公共链上只能看到大量资产的流动,而不知道是谁在腾挪资金。

虽然这种匿名性并非绝对,但要监控资金流向,不光需要严密的政策设置,还需要使用大量的区块链分析师。

拿比特币来说,尽管每个人都可以在公共账本的基础上验证交易链,乍一看,系统中没有任何东西将比特币与个人联系起来。但是,在技术上完全可以通过将交易相关因素汇总在一起,最终识别比特币交易背后的各方,尽管非常复杂且成本高昂。换句话说,比特币不是完全匿名的货币,而是伪匿名性货币。主要的加密币大多是伪匿名性的,包括以太坊、 比特币、 Ripple 和Stellar。

但是至少有两种广为使用的加密币是完全匿名的——Monero和 Dash。2020 年加密币处于低谷时,Monero市值约10亿美元,Dash为5000万美元。在完全透明的区块链(例如比特币或以太坊区块链)上,任何人都可以公开验证和追溯交易。实际上,尽管这并非易事,但此类交易的发送和接收地址都可以与一个人的真实身份相关联。创建于2014 年的Mone- ro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对地址进行加密,并产生伪造的地址来掩盖发件人,还可以隐藏交易量。因此，为不法行为者和经常关注隐私的用户提供了一个避风港,黑客和黑网社区也转向青睐 Monero。Dash为了实现真正的用户财务隐私，提供了使用称为“私密发送” ( Private Send) 功能的选项,通过称为“混合”(混币)的过程掩盖了用户资金的来源。

“伪匿名性”是一把双刃剑,它诱使网络犯罪分子在使用加密币时觉得很安全,事实上它也允许政府组织跟踪这些轨迹,当然代价很大。

除了伪匿名性的挑战,区块链的全球性要求全球化的监管。一个主权国家是否有能力获得境外执法机构的支持,是否在境外有执法能力,是否有能力探测到境外犯罪分子的行为,这些都是极大的挑战。有的国家具备较好的基础条件,有的国家基础设施则较弱。

美国执法人员对打击加密币网络犯罪的方法和技术保密,但Cointelegraph(一家全球著名的区块链媒体)设法从领先专家那里获得了信息。美国国税局网络犯罪总监Jarod Koopman就此事向Cointelegraph发表了评论：

“政府机构利用诸如区块链分析、暗网研究、开放源信息以及财务或内部数据之类的工具,来识别参与方、潜在的欺诈领域,同时发现诸如黑客和 DDOS(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之类的技术犯罪。这些领域需要更多的技术能力和专业知识。”

总的来说,对于加密币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去中心化的传输、犯罪分子具有国际性和半匿名性，监管需要占用大量的资源。是否必须去做？是否值得去做？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对策。现在我们观察到的趋势仍然是，欧美走在前面制定国际标准，其他西方国家紧随其后。新兴市场国家则通过大范围禁止加密币的交易和使用来降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