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币圈判非法经营罪五大情况，是怎么定罪的？-币圈快讯网

【导读】

大家有没有想过：基于我国当下的强外汇管制政策，在境内买卖USDT的人士，一旦扯上人民币、外币，就可能有“非法买卖外汇”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风险，可是，这里面涉及到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吗？在下文中，我们将从广东大埔案件出发，结合币圈被判非法经营罪的几种最常见情况（1、把单纯买卖U定非法买卖外汇；2、把U卖给钱庄作为换汇工具；3、把U在境外承兑为外币；4、OTC商家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5、交易所合约是期货），进行具体论证，帮大家理清其中的法律风险。

一、买卖usdt本身属于非法买卖外汇吗？

（一）以案说法：广东大埔非法经营罪案件

就在2022年夏天，广东大埔曾经发生过一起产生了很大争议的案件，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只是交易了虚拟币，全程没有收进来赃款，结果也被定罪处罚了，给定的还是“非法经营罪”。去年12月16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发了一篇文章《这种差价，不能赚！》，就是引用的大埔这个案子当作典型案例，表明广东省高院对OTC趋严打击的态度。

案情很简单：被告人陈某伙同两名未到案的嫌疑人，商量以虚拟货币USDT作为交易对象，按美元价格兑换人民币。商量好后，陈某在虚拟币交易平台向散户收购USDT，还雇了被告人李某当保镖，护送自己。2022年2月，在中山市某高速路口，陈某利用手机与黄某进行USDT交易约81.4万个，按当天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进行兑换共计人民币510万余元。结果，在租车返程途中，陈某、李某在检查站被公安干警拦截，交易款被当场扣押。大埔县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陈某、李某无视国家法律，利用买卖虚拟货币的形式变相买卖外汇，情节严重，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在援引大埔的这个案子作为典型案例时，广东省高院认为：泰达币是一种与美元挂钩的虚拟货币，其价格相对稳定且可匿名在全球流通，然而泰达币的高度流通性、匿名性、监管困难性吸引了大量犯罪资本，买卖泰达币的社会危害性极大。因此，本案对打击虚拟货币的新型领域案件具有积极意义。

广东省高院这个观点看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不过，从《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则来看，这个案件的处理方式真的合适吗？对于大埔案件，我们想说的是：虽然虚拟货币的交易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有法律风险，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要知道：轻易地把交易虚拟币，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非法经营行为，很可能会导致对法律的“类推适用”，损害法律的严谨性。

而就买卖虚拟币而言，当下除了央行联合其他部门发布的“三个文件”（13年通知、94公告、924文件）之外，并不存在其他的法律法规，来专门规定“交易虚拟币”这件事儿。而且，即使是“三个文件”里，也并没有禁止个人间进行的虚拟币交易行为。所以说，虽然虚拟币的各种特性确实增加了交易风险，但并不能直接证明虚拟币交易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刑法作为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更要保持谦抑性，不能轻易给人定罪。

（二）USDT本身属不属于外汇？

除了大埔案之外，有些办案单位在办理相关案件时，也会直接套用《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对于经营数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所得超过10万元人民币的OTC商家，认为他们属于“非法买卖外汇，情节严重”。再根据《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4条的规定：“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对此，我们团队不敢苟同：非法经营罪作为法定犯，具有严格的入罪条件，单从USDT属性来看，不应当直接被认定成外汇。我们的理由是这样的：

一方面，从法理上分析。如前所述，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认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此，对于OTC交易行为的法律评价，必须基于现有法律条文，遵循法律解释和适用的严格规则，确保法律评价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否则，可能涉嫌类推解释。

另一方面，从刑法解释上分析，虚拟币能被解释成“外汇”吗？外汇毕竟是以外币表示的、可以用作国际清偿的支付手段和资产；而虚拟币则是基于区块链技术产生的虚拟资产。纵然稳定币USDT是锚定美元的价格而波动的，它和美元的产生途径、使用场景也截然不同。按照文义解释：外汇应当是主权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而USDT是民间企业Tether公司推出的基于稳定价值货币美元（USD）的代币，应当纳入不到外汇的解释当中。

且，关于虚拟货币的定性问题，目前在法律界的争议也非常多：是否能够直接把虚拟货币认定为外汇？还是应当认定为虚拟商品？对此，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境外某国或地区的中央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可以称作外汇，而虚拟货币只是一种虚拟商品；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将虚拟货币看作外汇，理由是《外汇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的外汇不仅包含主权国家的法定货币，还包括非货币形态的外币支付凭证或者支付工具（票据、银行存款凭证、银行卡等）、外币有价证券、特别提款权等。不过，由于存在较大争议，实务办案之中，基本上没有见到办案部门将稳定币直接解释为外汇的。

从外汇管制的政策精神来看，无论是《条例》等中对外汇的强管制政策，还是《刑法》中将达到一定数额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规定为犯罪，其核心目的不仅是为了加强对人民币境外流通和交易的管理，更多的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维护人民币财产和外汇财产国际流通的正常秩序，从而保护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稳定价值和交易地位。而如上所述，虚拟货币实质上仍然属于一种虚拟商品，尽管其流通范围在近些年呈逐渐扩大趋势，但仍不具有且将来也基本上不可能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功能和地位，所以，虚拟币交易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影响虚拟币自身的价值，与直接私下将人民币与外币兑换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相比，其对人民币币值的冲击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尽管USDT的价格锚定美元，跟随美元的价格而波动，其本质依然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虚拟资产，而非官方认可的外汇。《外汇管理条例》规制的对象主要是传统的法定货币兑换、外币计价的金融工具和跨境资本流动，而USDT则属于一种以数字形式存在的加密资产，并不属于外汇管制的直接监管范围内。因此，我们认为：USDT本身不属于外汇，用人民币来购买USDT，亦不属于传统的外汇买卖行为。

二、币圈判非法经营罪的其他情况

实际上，像广东大埔这种直接把usdt当成外汇的情况非常少见。除了大埔案件目前几乎没有，而币圈案件判非法经营罪，最常见的，基本就是以下四种情况：

（一）把U卖给钱庄作为换汇工具

OTC商家把币卖给在境外的换汇公司，境外换汇公司从留学生处收取人民币，左手把人民币给OTC商家；右手把币卖给境外留学生。左手倒右手，存在差价，所以，境外换汇公司成立非法经营罪主犯，这肯定没什么问题，不过，让我们从新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提供U的钱庄，承兑外币的交易所，怎么界定主从关系呢？

从钱庄和交易所的行为来分析：钱庄提供U给交易所，交易所提供外币给钱庄，初看之下，确实是交易所的承兑行为，才帮助钱庄完成了“U-外币”的这一重要环节，进而在整体上串联成了“人民币-U-外币”的非法换汇链条。看起来，至少像前面帮助完成“人民币-U”环节的OTC商家一样，给交易所定个非法经营罪的帮助犯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交易所主观明知么？你要说给钱庄提供u的OTC商家属于明知，是因为商家收的是人民币，而且还是中国这个强外汇管制国家的OTC商家；问题是，人家是开在境外的交易所，而境外基本没有外汇管制政策，因为交易所收进来了u，提供了外币给钱庄，就说交易所属于主观上明知非法换汇，是不是好像有点站不住脚？我们认为：这里面，得看交易所和钱庄的关系是否密切。如果交易所是和钱庄长期合作的关系，并且双方有合作协议，交易所明确知晓钱庄是在帮中国留学生或代购换汇，那么交易所的承兑行为，可以看作非法换汇的共同犯罪。

至于主从关系，得看交易所和钱庄的共谋程度，与客户的联系情况，行为方式等等。如果交易所对非法换汇的事情一无所知，就是在境外正常经营虚拟币承兑生意，那么交易所不构罪或者至多构成帮信罪；如果对于钱庄非法换汇只是模糊明知，可能属于非法换汇的帮助犯，钱庄是主犯；但是，如果交易所一开始就和钱庄共谋了换汇的事情，要靠承兑外币给钱庄获利，或者里面的利润明显高于一般的虚拟币交易所，那交易所就属于和钱庄的共同正犯，都构成非法经营罪主犯。

第二，能把钱庄定成从犯吗？有人好奇：如果前面的情况下确定了境外交易所是非法经营主犯了，钱庄还有定从犯的空间吗？我们的答案是：很难！因为，钱庄左手给OTC商家的是人民币，右手收进来的是外币，并且做的就是外币兑换的生意，无论如何，钱庄也是挣脱不开“非法换汇”的主观明知的，而且钱庄实行的不仅是帮助行为，明显是正犯行为。因为，你如果说交易所属于从犯，还能从交易所在境外，不了解中国的外汇管制政策，主营业务是虚拟币承兑外币来辩，但是钱庄收的可是中国留学生或代购的人民币，拿去换的是外币，所以很难给钱庄定成从犯。至于钱庄和交易所之间的关系，可能两个都是主犯，也有可能交易所是钱庄的帮助犯，或者交易所构成帮信罪，甚至不构罪，具体要看交易所的明知程度！

（二）把U在境外承兑为外币

1、个人自用换汇，是“个人换汇用户，OTC商家，交易所”一起完成对敲换汇的行政违法行为。

如果个人出于自用的目的，通过OTC商家，将人民币资金换成u，随后又在境外虚拟币交易所（如韩国的upbit）上将这些u兑换成外币，从而实现“对敲”。这种操作在表面上看似没有直接进行人民币和外汇的交易，但实际上已经完成了非法换汇，实现了资金的跨境流动。这种情况下，等于“个人换汇用户，OTC商家，交易所”三个角色一起，完成了对敲换汇的行政违法行为。

首先，对于个人来说，除“13年通知”外，“94公告”“924通知”这两份部门规范性文件，虽然对我国虚拟货币交易进行了严格限制，但对于境内个人买卖虚拟货币的行为仍留有规范空白。其一，“94公告”仅仅对代币发行融资行为的合法性以及交易平台的兑换业务进行了否定，并没有提到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虚拟货币交易行为。其二，“924通知”主要打击的是证券公司、期货交易公司等交易平台与虚拟货币有关的非法金融活动，其中虽然提到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存在法律风险，但这仅是提醒群众风险自担、谨慎涉足虚拟货币交易，并不是为了将公民个人的虚拟货币交易行为划入违法犯罪的范畴。

因此，公民个人的虚拟货币交易行为并未被划入违法犯罪的范畴。但是，我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国务院颁布的《外汇管理条例》以及以其为基础、由央行发布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外管局发布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规定，要求对于境内居民个人的结汇和境内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每人每年的额度为等值5万美元。现实中一些人基于合法或非法的需求，往往会突破5万美元的标准额度，当不能满足前述《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提额要求，还想以虚拟币为媒介满足自身额外的换汇需求时，就可能会选择其他“渠道”来换汇，进而扯上违法犯罪。

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私自买卖外汇、变相买卖外汇、倒买倒卖外汇或者非法介绍买卖外汇数额较大的，由外汇管理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金额3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金额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对于OTC商家来说，如前所述，OTC商家单纯搬砖套利把虚拟币卖给个人的行为，并不会直接被认定为违法犯罪。但是，本案中的个人买家在购买u是基于自用换汇的需求。因此，OTC商家把币卖给个人，在客观上仍帮助了换汇，属于帮助个人用户完成了行政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OTC商家的行为会和个人用户一起被评价成非法换汇的行政违法行为，一旦被发现，也是要面临行政处罚的。

最后，对于外国的虚拟币交易所来说，在这个模式里，个人向交易所OTC商家买U，又将获得的U提到外国的虚拟币交易所，最终通过交易所兑换成了外币，交易所在客观上其中属于帮助个人换汇的一环。因此，通过境外交易所，三个角色最终完成了对敲，实现了“人民币-usdt-外币”的资金的跨境流动，构成行政违法。

2、如果发展营利模式，“换汇中介，OTC商家，交易所”可能构成共同犯罪。

我们在上文中讨论的只是自用的情况，如果上面这个自用模式里面，加了一层经营行为，比如留学生用这种模式自用觉得很便捷，于是发展了自己的同学、朋友作为客户，还收取了一定手续费，那么，自用外汇的留学生就变成了换汇中介，前面的行为就具备了营利性和规模化的特点，扰乱了外汇市场的正常秩序。一旦非法经营数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或者违法所得超过10万元人民币，根据《换汇司法解释》第3条，就属于“非法换汇情节严重”。如果三者在主观上具备换汇的“明知”甚至是通谋，将会以非法经营罪共犯论处！

那么，这里面三者的主从关系怎么看？正如我们在上文“二、（一）”已经讨论过的，首先，换汇中介明确知晓换汇，并且经受了人民币和外币，肯定是非法经营罪主犯无疑。其次，OTC商家根据明知程度：如果不知晓换汇中介从事换汇的，可以定帮信罪；如果只是模糊知晓没有深度参与的，定非法经营罪的帮助犯；一起共谋换汇的，定非法经营罪主犯。最后，由于境外的交易所在主观明知这块天然存在可辩空间，所以几乎比较难把交易所认定成主犯，根据交易所的主观明知程度，可能会构成帮信罪或者非法经营罪帮助犯（从轻到重）。

（三）OTC商家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

近日，有很多人在讨论重庆何某的非法经营罪案件：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涉及虚拟货币非法经营的案件做出了终审裁定，认为OTC属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构成非法经营罪。

在这个案例中，被告人何某因为在某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上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赚取差价获利，被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00万元。从释放给公众的有限信息来看，这个案子一反常态，并不是因为收进来赃款而给OTC商家定罪的，而是用的《刑法》第225条第三项“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这就让很多OTC商家有点慌了：难道以后从事虚拟币“搬砖”套利的，也能套用“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给定非法经营罪了吗？

做OTC业务到底属不属于非法经营罪第三项后半句所述的“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呢？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到底什么是“支付结算业务”？

1、从支付结算的字面含义来看：

简单地说，资金支付结算就是把钱从一个人或公司转到另一个人或公司的过程。比如，支付账单或进行购物时，钱从你的账户转到卖家的账户，这个过程就叫做资金支付结算。最高检发布的《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第18条规定，“支付结算业务是商业银行或者支付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提供的货币资金转移服务”。央行发布的《支付结算办法》也明确了银行是支付结算和资金清算的中介机构，非银行机构从事支付结算业务，应当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

通过上面的规定，我们不难看出，支付结算业务是需要国家持牌，才可以从事的。然而，目前我们国家暂时还没有一个合法渠道给虚拟货币交易所做出入金的服务。如果想要把OTC商家经营USDT搬砖赚差价的行为认定为“支付结算业务”，那么，认定的前提是存在合法的OTC业务支付结算方式。而在我国，暂时还没有针对该业务合法的支付结算方式，因此，针对OTC商家经营USDT搬砖赚差价的行为，很难套用进非法经营罪第三条的规定。

2、从支付结算的法律情形来看：

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违反国家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的“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一）使用受理终端或者网络支付接口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交易退款等非法方式向指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的；

（二）非法为他人提供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套现或者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的；

（三）非法为他人提供支票套现服务的；

（四）其他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情形。

这里面，前三项情形，适用的场景基本是和“pos机套现”有关的一些业务，以及实务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套现情节。虚拟币出金基本上只可能和上面的第四种情形扯上关系，即根据本条规定，只能依靠“兜底条款”来把“OTC业务”放进“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的框架里。但根据同类解释规则，如果要适用该情形，除了具备违反国家规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等常规要件外，还必须满足“独立经营”和“提供货币给付并进行资金清算”这两项实质要件。

根据我国法律，所谓“独立经营”，通常指的是个体经营，即个人独立承担经营风险和责任的经营模式；所谓“清算”，则通常指的是金融机构对交易进行最终结算的过程，包括计算、核对和转移资金。而OTC商家更像是中介服务，而不是直接的资金支付结算机构，他们所进行的交易往往是点对点的，不涉及背后更复杂的清算流程，无法满足该两项实质要件。所以，我们认为，OTC商家的行为不属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情形。至于前面提到的重庆案件，应该属于一个特例。如果每个从事OTC业务的人都能被定成“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那币圈一定会有一大批人倒下，而且还是套的“非法经营罪”这种比较重的罪名。

（四）交易所合约是期货？

虚拟货币合约交易是否属于期货交易，是论证“虚拟币交易所经营合约交易业务”是否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前提。

首先，在讨论交易所合约交易是否能被评价为期货交易之前，我们来看二者的概念。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2条：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简言之，期货交易的特点包括保证金交易、T+0交易以及多空双向交易；而虚拟货币合约交易业务，是对买卖双方约定未来某个时间按指定价格接收或售出一定数量的某虚拟货币资产的协议进行交易，交易所通过统一制定的标准化合约，设定虚拟货币或商品的交易种类、时间、规模，提供相关撮合交易服务，投资者可以通过判断价格的波动方向，通过缴纳保证金（某种虚拟货币），选择买入做多或者卖出做空，根据趋势判定上涨或者下跌的过程获得收益。简单来说，虚拟币合约交易主要通过预测虚拟币价格涨跌来建仓和加杠杆。

也就是说，本质上，虚拟币合约交易可以说是一种类期货交易。那么，虚拟币合约交易，能不能被看成期货交易呢？关于这个问题，实务中就曾有办案机关把交易所开展虚拟币合约交易业务解释为《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第三款中的“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业务”，并适用非法经营罪进行处罚。但是，合约交易中使用的虚拟币和“期货”，真的能等同吗？让我们进行如下辨析：

首先，从本质属性来看，虚拟币作为数字资产，与期货存在根本差异。期货是未来交易的标准化合约，一般交易的是大宗货物和贵金属；而虚拟币合约指向的标的，则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虚拟财产。其次，从监管环境来看，期货在我国受证监会的监管，有明确的《期货和衍生品法》等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范，而虚拟币在我国仅有3个文件（13年通知、94公告、924通知）表明了官方对其监管趋严的态度。最后，从风险特征来看，期货虽然都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但它们的风险来源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相比较于期货，虚拟币合约交易的风险则更加复杂多变，包括但不限于技术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等。所以，无论是从虚拟币与期货的本质属性上，还是从我国现阶段的监管政策上，亦或是从风险特征上看，交易所合约交易都与期货存在一定的差异。

更进一步说，将虚拟货币交易所提供的这种标准合约交易服务，直接定性为开展非法期货业务，从而依照非法经营罪进行处罚也是不妥当的。一方面，我国目前的政策导向中都明确对虚拟货币的金融化属性作出了负面评价，将虚拟币合约解释成为《期货和衍生品法》中规定的期货合约明显扩大了期货的范围。刑法具有谦抑性，倘若在正常的资本市场运作过程中政策和规定已经明确否定虚拟货币的金融属性，却又在刑法打击虚拟货币合约交易时突然将其纳入期货的法律范畴，显然不符合刑法原则。另一方面，虽然虚拟币合约交易存在双向交易、集中竞价、保证金交易、对冲平仓等与期货交易类似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并非期货交易所独有，比如贵金属交易所开展的现货延期交易等也具有上述的特征，并非期货交易的专属特征。

因此，我们认为：虚拟货币合约交易并不能与期货交易直接划等号，如果把合约交易直接解释为期货交易，可能存在一定滥用“类推解释”蹭法条的嫌疑，其合理性有待商榷。

三、利用信息差赚差价，“标的物”不同，对案件有啥影响？

在我们以上提到的几种情况中，好像大家都在利用信息差赚差价，但是，赚差价的标的物不一样。到底是法定货币，还是U，或者其他标的物呢？事实上，对标的物法律性质的认定，会影响对案件主从犯关系的认定。

比如，刘律师承办的四川某地非法换汇高达数亿的案件：这个案子的张三，用聊天软件先联系好有换汇需求的客户，把信息发送给同案犯李四，李四再联系王五（我们要讨论的主角），谈妥之后，李四把人民币或者用人民币买到的USDT，转到王五提供的人民币收款账户或者USDT的收币地址，王五在确认收到人民币或者USDT之后，会使用自己控制的两家境外公司的账户，把美元转到李四提供的收款公司账户。款项到位之后，换汇客户会把人民币转到张三提供的银行账户，或者和张三通过货款结算的方式支付人民币，完成一整套换汇流程。

在上面的案例里面，重点是：能给王五定非法经营罪的从犯吗？刘律师认为：必须查清楚王五赚取的差价，到底是来源于人民币、人民币转成的USDT，还是来源于虚拟币USDT？这里面标的物的不同，将会直接关系到对王五行为性质的判断！

（1）如果，认定王五赚取的差价直接来源于人民币，那么他左手收人民币，右手出美元给别人，做的不就是一个地下钱庄的生意嘛？给王五定非法经营罪主犯，没有任何问题；

（2）如果，王五赚取的差价来源于人民币兑成的USDT，那么这时候虽然USDT的“ip”在境内，但是他并没有直接碰到人民币，也没有直接进行“人民币-外币”的转换，结合他对于张三、李四团伙换汇的主观明知程度：a.如果王五只是模糊明知他们在从事非法换汇，给王五可以定上游非法经营罪的帮助犯，b.如果王五并不知晓他们在换汇，甚至可以轻到帮信罪；

（3）如果，他赚取的差价来源于非人民币兑成的USDT，那么王五左手收的是“境外ip”的USDT，右手给的是美元，理论上应该触碰不到境内非法换汇的层面，毕竟他并没有破坏我国外管政策下对人民币的保护，也没有侵害非法经营罪保护的法益呀！在这一层里面，王五是不构罪的！

只不过，实务中办案机关一般都给王五安一个概括性的明知，不再分开讨论了。但是，这样做会不会影响法律里面“主客观相统一”的要求呢？毕竟，只有王五主观上明确知晓对方非法换汇，客观上也的确用人民币或者“境内ip”的usdt去兑换了外币的部分，才能够算作他非法经营的数额。刘律认为：如果从案件精细化的角度来看，这里面一定是有分情况讨论的空间的！

相信，通过以上的分析，大家对币圈涉嫌非法经营罪的法律风险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现阶段，在中国境内进行虚拟货币交易，可能触及“非法经营罪”红线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从前面的广东大埔案件来看，司法机关对币圈相关行为的打击态度也日趋严格。即便是没有通过传统的外币进行交易，虚拟货币的流通性和与外汇的关联性也使得此类交易被归类为变相买卖外汇的风险加大。